金宇澄 文/图
编者按
《新民晚报》复刊四十周年。著名作家金宇澄回忆与新民晚报的渊源,像他的长篇小说《繁花》与上海的渊源一样美。历史由无数温馨细节构成。岁月因纯真人心而珍贵。
去年,我的一幅画被委托给“Polígrafa”制石版画,疫情期间只能邮件沟通,没料到英文“石版”与“平版”实为一词,结果对方制作了“平版”版画,即1980年代上海印刷业曾取代铅字的“PS”版“四色”模式。委托人只能表示理解——版画特性是在手工,相比“艺术微喷(即彩色打印)”版画,西班牙师傅们“PS”四个手工分色过程,确实是遥远年代的手工活了。
1985年初,我第一篇散文在晚报“夜光杯”发表,铅活字印刷(“我文章变成了铅字”,作者都曾这样快乐地想过),已是遥远的怀念了,可惜我没去过老晚报的排字房,据说就在九江路老大楼内。几年后,我在《上海文学》做编辑,当时的写作、编辑,包括印刷,当时的报纸杂志,都处于遥远的手工时代,重视“自由来稿”,上班是收信、写信,看作者手迹,复写稿比较费眼,垫一张“蓝印纸”复制的手稿,有垫两张、复写第二份的“二手”稿,肯定不清晰。稿纸右下方,印有“150”“300”“500”说明,便于计字数,编辑都是手改,甚至剪刀浆糊,杂志的排版由美编负责,报社编辑要自己拼版,据说还包括排列文章间隔的花边等等,杂志的文字编辑均无此手艺。最有老晚报辨识度的排版,叫“甩尾巴”还是“穿弄堂”?长文总会在短文旁弯弯曲曲延伸,长文并不显长,短文也不显短,晚报一个版面,要求有十一条稿子,才是好版面,短的只有百来字,传说副刊贺小钢就是“穿弄堂”高手,还据说九江路有一位老编辑,排字出身,他划的版样,排出字来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是圣手了。
无论杂志和报社,编完的稿子最终都捏在排字师傅手中(不知九江路如何排字),印厂的排字间,是铅字的海洋,每一号铅活字都手造手取,印厂的师傅都尊称为老师,手眼了得,在满壁铅字架前走动,无论横写竖写、繁体简体凌乱潦草,编辑红笔涂改到天地满篇“大花脸”,出手照样一清二楚(如今二级教授也办不到),浇纸型也应一样(印报会不会圆筒状铅版?),浇版后笔画标点偶有缺损,就要修字,修字工有各种刻刀,在缺处补焊,然后细致刻出逗号、冒号或仿宋的竖钩、楷体的撇捺。
1990年代,听晚报记者讲过九江路排字房,“一整块版子不小心掼下来了,托盘里(排好的)铅字、花边落了满地,这是出大事故了,当场调动所有人,分工重排,要抢‘辰光’呀……”文学月刊编辑,不懂晚报时间的重要,仿佛晚报就代表了时间,记者跑新闻,交通工具只有门口20路电车,只能电车速度,啥也没有,没有电脑,没有传真,也会有记者电话口述,编辑抄录,火速排铅字的传奇,包括社里每天都在走廊里贴出清样,人人可以贴纸条留言商榷,就稿论稿,提各种意见,基本不是表扬,当年的气氛,难免叫人神往;当年的《上海文学》,也常为一个小说稿引发激烈的争论,但文学杂志的时空观,与争分夺秒的晚报比较,是两个世界。
到1990年,印象中作协大院常有晚报记者身影,是否与邻近报社有关?晚报是哪一年搬来延安路的?不记得了。很早就认识了严建平和贺小钢,他俩是最熟悉文学的优秀编辑,严老师不大说话,小钢的话也不多,他们总有标志性的微笑。黄昏时,我常常在团市委(马勒别墅)高墙下遇到小钢,我下班,她总在刚上班的路上——对她印象深,是因为她说过,她妹妹叫贺小煤——那年头父母真敢取名,我有名字敏感,是一直顶着“金舒舒”之名上完了整六年的民办小学,课堂地址散布在作协、晚报附近的巨鹿路、长乐路、进贤路、陕西南路、瑞金路、茂名路、南昌路等等幽暗弄堂里,直到1966年夏天,我爸才不得不改去它。
1990年代,上海人都习惯在家待客,我和朱耀华去过晚报编辑杨晓晖(南妮)家吃饭,有骑车记忆,如今回想她家在浦东,不大可能骑车摆渡走这么远吧……她与黄爱东西、黄茵、石娃四人,曾是夜光杯专栏当家的“四花旦”,很可惜后来不大写了,还记得她说的编辑之道,珍贵的东西总会留下来,时间会让编辑作者成为朋友,“结怨的也有,我们以前的老前辈说,十篇文章,九篇用了,一篇不用,人家就不高兴。”
还有个印象是贺小钢家的聚会,那晚来了很多人,小钢拿出橱中的捷克水晶高脚杯来用——最后洗碗时,我惊讶地发现,众人七手八脚堆叠的碗盏底部,一支高脚酒杯碎了。
印象更深的是1990年,我随晚报记者参加的“金状元”活动,全市各处殡葬师,汇集于西宝兴路,现场有座谈、化妆、评比几部分,议题包括“谈恋爱难”“棚户区行车不便”“考察海外最先进设备,需高学历员工操作”“本行业逐渐受尊敬”等内容;高悬的福尔马林吊瓶、镊子、粉底、棉花球、骨灰的洁白度,都更新了我的认识;记得有一位郊县化妆师获了奖……很多年后看《入殓师》,我立刻会想到当年这些难忘故事和感人细节。
《新民晚报》是当年的互联网,沪语称“晚”为“夜”,上海人“夜里”“夜到”最要紧的是“夜报”,里面有最多上海消息、上海闲话、上海面孔。“夜饭吃好,看看夜报,早眼困觉”;我的80后同事,今《上海文学》执行主编崔欣说,1990年代,她家住吴淞路的街面房子二楼,每天放学回来,父母还没下班,听到窗下报贩喊了一声,她就用大铁夹子夹了钞票吊下去,“我家夜报,每一次是吊上来看的”;1990年代《繁花》小毛的原型,必须“看光夜报所有的字(包括中缝广告),才肯困下去”。
我也看了多年“夜报”,为“夜报”写的印象较深文字,是小说原型一个口述,1980年代,此人以大闸蟹发家,更早的行当是贩肉,上海市内猪肉凭票,昆山却有自由市场了,每日凌晨,此人骑摩托车到昆山,跑一个来回,钞票就赚到了。有天起得晚,此人没贩到一斤肉,回程时,发现有一片安静的菜地,此人就停车“下去穷摘青椒,直到装满摩托车两边铁皮桶才停手,挽回了这一天损失”。这一番话,是此人1990年代参加小学校友会的发言,班主任和全班同学都在场,班主任请每人讲一讲感想,此人就讲了青椒的故事,“很多年过去了,我可以讲真话了,我真对不起当年的农民老伯伯……”这是开场白,然后此人讲起小学四年级某天早晨,全体同学进教室,看到黑板上有一行侮辱班主任的粉笔字。班主任一进来就问,啥人写的?讲出来!全班不响,班主任对不清楚笔迹,最后忽然拎起此人,拖出教室,罚到走廊里“立壁角”……现场班主任已经老迈,连忙起身道歉,此人宽慰说,是我不好意思,这是无所谓的,不碍的,我讲一讲是因为一直好奇,这粉笔字,当年到底是啥人写的?现在可以讲出来了吧,完全不要紧,可以随便讲嘛。眼前的同班同学,一个都不少,但此人还是没料到,全班的老同学,依然保持不响,此人像又回到了当年四年级的教室里,根本没人立出来。
2012年夏,《收获》副主编钟红明一直催我长篇的篇名,我迟迟不定,即将发稿,见到了某杂志的关键字“繁花似锦”,才定名为《繁花》,这两字让我意识到,如果取《海上繁华梦》《海上花列传》各一字,也就是它了,我喜欢这两部旧上海小说,但我怎么就是没想到。
再几年,看到了一段资料:
1946年《新民报》“夜光杯”创刊
1956年5月1日“夜光杯”更名“繁花”
1966年8月22日《新民晚报》停刊(“繁花”消失),刊7256期
1982《新民晚报》“夜光杯”复刊
福克纳有言,“人只是背向坐于快速奔驰的车上,唯一清晰、稳定、可见的部分,是过去……”我幼年和少年的过去,整整10年里,繁花这两字每天在晚报上出现,我却不知道;晚报繁花,它的缘起和10年后没再现的原因,我都很好奇,但也时常遗忘,时间,确实在于遗忘,“一首过往之歌,一桩过去的事,长者的面容,青春的感念,落满了尘灰,只有翻开这些文字,才会再一次复苏,让人注目,既不幸福,也不是痛苦,是时间存久的韵味……”黏贴前几年写的这些话,想起了前几年的一天,我眼看《新民晚报》的大合订本,就堆叠在《繁花》电影剧组地板上,那么醒目,居然未及翻看一下。
无论怎么说,晚报与繁花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