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心的娘

辛旭光

自小我是个不晓事“闯祸阿二”。娘的粗暴拧扭记忆犹新。每年总有一两次，娘揿住我头，使劲用肥皂搓我的耳后和脖子，毫无温情可言。

家父早逝后，母亲靠48元一月的工资养活我们兄妹四个，只够维持了城镇最低的生活水平。哥哥格外懂事，十六岁就到外地铁矿做工贴补家用，弟弟妹妹小，是妈妈宠爱的对象。我家子女过日子从不挑剔，有个三毛钱肉丝做的咸菜汤，已是心满意足。

上世纪七十年代，买东西都要票证，买点又便宜又能解馋的那个荤菜，只能半夜去排队。一毛五分钱一斤的小带鱼；不要肉票的槽头肉、奶脯肉，必须排在前五人才行。

半夜娘来叫床，她激励我：“你可以有一毛钱，大饼油条粢饭糕、老虎脚爪、豆腐浆，一次买一样，你可以轮着吃。”亲娘不骗人，寒冷冬夜，我披着又大又旧的棉袄，拿个破篮，围在街头捂夜的大饼炉子旁，大概与新中国成立前流浪的瘪三差不多。我从没怪过娘的狠心，以为不劳而获才是可耻。

我们兄妹四人上学都申请减免学杂费，这在优等生中是极少的。我们也根本不好意思向娘要一元钱买一支狼毫笔学书画。所以我退而学剪纸，材料费省多了。文具、运动衣裤、运动鞋还是无着落。娘问同事要了两只青紫蓝小兔，对我说：“兔子养大了，卖了钱，新球鞋、文具、小人书随你们买。”

有了目标，我放学回家，马上斜背一个布袋，无论是雨天还是大雪纷飞，都冲出去割兔草。那时穷人多，养兔的多。要走好几里地，才能装满布袋。冬天是兔子怀孕生崽的时候，必须选有白奶汁的“黄花郎”（蒲公英）。一个荒野独家村叫坟山屋，屋后是一座高大土堆，那里有很多蒲公英。灰暗的傍晚，阴风呼号，对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来说绝对恐惧。我往往叫上一个伙伴，飞快地钻入干枯的棉花地里，屏住狂跳的心脏，警惕地听着各种乌啼，又飞快地逃离，这种事只能两人同行，不会互吓；三人行，必定被一人的疑神疑鬼弄得逃散。

那时孩子识相，总能担当好家庭的角色。17岁未满，我也主动插队落户，好给弟妹创造工矿工作机会。娘似释然一粲，好似预料之中。就像高尔基《童年》中的祖母一样：一个富人与高尔基打赌，如果少年高尔基晚上敢睡在一个刚死的人棺材上，富人就付一个金卢布。高尔基心动了，他的祖母居然高兴地拿着被褥送高尔基去“值夜”。我娘则将父亲留下的旧自行车、一件旧大衣和一双旧高筒雨靴修好补好。

苦日子终于熬出头，娘去还债时，几次带上我。为什么不在借的时候？她不会让孩子难堪，苦逼会压垮灵魂的！而还债是一种骄傲，她只想让我记住那些好人。

四个孩子相继大了婚配成家，有天我跟娘去市百一店，买回凭票的新马桶，从南京东路外滩到延安东路轮渡站，娘看着我一个大小伙子别着大学校徽，拎着马桶逛外滩，实在脸红，就拿过马桶自己拎。那天跟在娘背后，我忽然发现，她是我亲娘。

冬至前，兄妹四家一起聚餐聊着“娘最喜欢谁”的话题，我却说着娘种种“狠心的事”，大家都笑得噙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