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令”重如山

张大文

都说“军令如山”，我还要说“生令也如山”。相梅芳是我1964年暑期后接班的65届初三生学生，听说不大交作业。我就暗下决心，要让她改正过来。果然，当我布置了作文题目“新学生的新打算”，站在教室门外的内走廊上收作文簿的时候，不见了她的影子。后来我在校园里找到了她，她却说：“好学生才有新打算呀。”我说：“有新打算的就是好学生。你喜欢文娱活动，能不能排个节目，参加国庆会演呢？”她头一低，眼一亮，“嗖”的一声躲到操场上去了。

不久，国庆前一周的早晨，相梅芳找到我说：“张老师，我们排了个节目《丰收舞》，县文化馆要我们参加会演，由他们配乐队。今天晚上要预审。现在独缺当作稻浪起伏的黄绸十二条！”我立刻想到当时南市区敬业中学的苏惠民老师排过这个节目，他那一定有，便轻声说：“我去借。”她一听，“嗖”的一声飞了出去，但立即转身回来，正视着我，慢慢说：“下午六点要交到我们手里。”我点点头。

我一看钟：七点半。从我们南桥奉贤中学到尚文路敬业中学，乘车摆渡再乘车，来回再顺利不过，也得七小时！走！不。先得跟苏老师打长途电话敲实。于是，由我们学校的座机摇通奉贤南桥的总机，要求同南市区敬业中学的苏惠民通话。于是，南桥总机接通南市区总机，南市区总机接通敬业中学座机，要求苏惠民前来报到接听。于是，奉贤南桥的总机在接到南市区总机的通知后，再通知站在座机旁边的我。于是，我便“喂喂喂”地在杂音干扰中跟苏老师讲定：把十二条黄绸条用报纸包好，放在办公桌右上角，压上一叠作文簿，我马上来拿。

紧接着，我便急速跑到南桥汽车站，乘上到西渡摆渡口的公交车。一到渡口，渡轮正好开走。等它到了对岸，载了客，开过来，我再乘上去，至少二十分钟！但是，到了对岸闵行，只有急速跑步到徐闵线车站，挤上已经挤得满满的这班车，才能把时间追回来，哪里还敢排有座位的队，坐着到徐家汇？一到徐家汇，赶紧乘上26路无轨电车，到金陵东路河南中路站下车，也不敢再等从闸北开来的66路公共汽车，一口气跑到靠近人民路的尚文路上的敬业中学，门卫认识我，一点头，直奔三楼语文组办公室，一推门，老师们跟我打招呼，我一挥手，拿起苏惠民办公桌右上角一叠作文簿下面的一包黄绸条，在老师们面面相觑中，再一挥手，开门下楼，直奔26路车站，按原路返回。

原来，我在1962年下半年到敬业中学语文组脱产进修整整一学期。当时，市教育局抽调22个青年教师分别到11位老教师所在学校脱产进修，我被分配到敬业中学师从杜功乐先生。所以对教研组各位老师都非常熟悉，他们甚至听我说过，到郊区乘长途汽车，这里虽然脱了一个班，几分钟的事，到那边也许迟到一小时。——今天他们一定会猜到这个原因。

车到闵行，走到渡口，一看钟：四点整。心定了，肚饿了。就在渡口摊头上拿出粮票买了两个大饼。一甜一咸，狼吞虎咽，其味无穷，回味再三！到南桥，走到学校，在操场东北角一转弯，就看到相梅芳站在教室门口的内走廊上，脸孔紧贴着窗玻璃等待我。她一看到我，立即飞奔出来，接过我手中的一包黄绸条。我顿时有一种向她交上了作业般的激动。

入夜，我独自走到县人民大会堂。全场暗下来，头灯亮起来，报幕员正好报到《丰收舞》这个节目。只见大幕启处，乐队高奏丰收舞曲，接着是相梅芳激越、高亢的女高音，同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领唱庄如珍比起来，她的音色、音量、音准，在我外行人听起来，不过有些许文野之分。于是，台上银色的镰刀挥舞了，矫健的身姿俯仰了，金黄的稻浪起伏了，香甜的稻米醉人了！

从此以后，相梅芳同我以及其他老师走得近起来，作业交了，成绩也都提高了。她1965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到萧塘机械厂工作。他们厂大约在镇的最里边，所以在公路与大街的转角处交通方便的地方，用铁板、铅皮搭成一间棚房当接待处，相梅芳就负责接待工作。有一天我到邬桥去家庭访问，在萧塘一下车子，就被相梅芳一声响响的“张老师”叫住，她拉住我的手，硬是要我到棚房一坐。棚房外面一门一窗，里面一桌一椅，桌上一簿一笔。于是她把椅子掸了又掸，按住我坐下，她把茶杯擦了又擦，洗了又洗，把茶叶加了又加，把煤炉通了又通，把开水冲了又冲，直到把一杯很苦很苦的茶吃到变淡为止。其间我注意到桌上一本很厚的、已经有些破损的笔记簿子，名叫“接待日记”。相梅芳说：“每天接触的人，都很有趣的，不禁对他们记叙一番，对明白的事理说明一番，有时也抒情一番，算作对自己交一份作业……”

我们四目相对，潮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