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的权利

潘高峰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言取消“醉驾入刑”，上了热搜。对于这样的观点，大多数网友都毫无意外地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对“酒驾醉驾”的人从轻，就是对受害者的残忍。

取消“醉驾入刑”，我也是坚决反对的。当一种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大幅攀升，不是用更严厉的刑罚去遏制，而是建议减轻甚至取消法律惩处，多少有些荒谬。

但对于代表建议引发热议这一事件本身，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朱列玉代表是一位律师。作为法律界人士，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并非简单的雷人雷语，而是有其逻辑的。他有两个理由：一是因为醉驾被判处的危险驾驶罪已占刑事案件总数的25.9%，高居首位，他认为醉驾入刑并没有起到有效遏制醉驾的效果，偏离立法的初衷；二是因为醉驾被判刑人员，因为有犯罪记录，个人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子女也受牵连，比如公务员报考时政审通不过。

由此他建议，将大多数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和“主观上无明显恶意”的醉驾行为，用行政处罚替代，同时建立醉驾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帮助犯罪者重返社会。

朱列玉代表的观点，遭到猛烈抨击。有网友注意到他已经是连续第二年提出这样的建议，为此愤愤不平：“第一次提的时候就该把他给取消了！”

其实大可不必。两会是议事厅，也是舆论场，朱列玉的建议，或多或少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作为法律界人士，朱列玉有权提出不同的法律见解，作为人大代表，这也是他应该履行的职责和义务。可以不认同，但应当捍卫他说话的权利。俗话说，理越辩越明。有质疑，说明还有改进的余地。这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优势的体现。

比如犯罪者难重返社会，家属受牵连，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个人感觉，朱列玉建议参考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封存情节显著轻微的犯罪记录还是值得一试的。但这种制度创新应面向所有犯罪行为人，而不只是针对酒驾行为。

作为中国“酒文化”衍生出的一种社会现象，酒驾仅靠刑罚确实难以根除，还是要通过各方参与，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