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任钧谈往事

诗人、翻译家任钧 韦泱 摄

任钧译《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书影

◆韦泱

二十多年前，有诗友问我：新诗百年的发展历史上，谁是上海资格最老的诗人？我毫不犹豫地说：任钧先生。那时他已八十开外，住在松江老年福利院，我常去看望他，面聆教益。我总是缠着他，要他讲讲过往的经历，他总是微微一笑，还幽我一默：“那都是十八世纪的事了，说它干吗。”但还是拗不过我，娓娓道来。

幸遇贵人

任钧（1909—2003）原名卢奇新，后改为卢嘉文，笔名卢森堡或森堡、孙博、孔堡等，广东梅县隆文乡文普村人，出生在印尼西里伯斯小岛，母亲生下他仅五十三天就突然病逝。祖母在他五岁多时，把他带回了中国，在家乡梅县读完小学，考入广益中学，又转入东山中学。有个同班同学叫冯宪章，说起他，任钧充满感情地说：“冯先生是我的贵人啊，没有他，哪有我以后的文学和人生哪！”1925年，在冯宪章的介绍下，任钧在广东参加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梅县暴动失败后，他俩受到通缉，侥幸逃出。冯宪章历经周折来到上海，考入地下党主持的上海艺术大学，结识了蒋光慈、阿英等，并加入太阳社，接连发表诗作，出版了诗集《梦后》。

任钧说，冯宪章去世太早，后来不大为人所知。1928年秋，得知冯宪章要东渡日本留学，任钧写下《送行曲》，登在《海风周刊》第十期，以“我们的喉咙要始终为被践踏者而叫号，我们的热血要始终为被践踏的大众而奔流”给予勉励。由于在中国留学生中建立党组织，冯宪章被当地政府逮捕、拘留，并驱逐回国。后在一次示威游行中被捕，1931年初夏死在漕河泾狱中，年仅二十三岁的党员作家。

在太阳社

1928年5月，在冯宪章帮助下，任钧也来到上海，并考入复旦大学。不久，冯宪章又介绍他加入了太阳社。这是我党第一个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张的文学团体，其成员大多是中共党员。由于白色恐怖，很少集中开会，任钧记得大的会议只有一二次，是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一家素食馆，大家漫不经心地边吃边聊，互相交流着，表面上看不像开会的样子。

第二年，任钧去了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不久，蒋光慈来到日本短期养病，找到先期到日本的冯宪章、任钧、楼适夷，以及留学生中的青年作者谷公尧、伍劲锋等，成立了太阳社东京支社。

编辑出版革命文学刊物，是太阳社的主要任务。那时，太阳社成员洪灵菲、杜国庠、戴平万等，在上海又组成了我们社，作为太阳社的姐妹社，出版《我们月刊》。除《太阳月刊》《我们月刊》，还改刊或新办的有《时代文艺》《新流月报》《拓荒者》《海风周报》等，任钧就在这些刊物上经常发表作品。

左联工作

1930年3月左联成立，第二年初，叶以群来到日本，成立了左联东京分盟，任钧就参加了这个组织。任钧把诗作《我听见了飞机的爆音》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文学刊物上，同时，撰写日本进步作家访问记，寄回上海，在《文艺新闻》上连载。1932年，任钧回到上海，找到左联党团书记丁玲，接上了组织关系。9月，经任钧倡议，得到左联批准，与杨骚、穆木天、蒲风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创办会刊《新诗歌》，旗帜鲜明地提出诗歌“现实主义的大众化”口号。这一主张，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肯定和指导。这一时期，任钧在新诗创作上，特别重视“听觉艺术”，诗作多以歌谣、小曲的口语形式，很适合朗诵。

第二年，周扬接替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胡风任宣传部长，任钧任组织部长。任钧说，在左联期间很艰辛，既无办公地点（经常在狭小的过街楼上周扬家中碰头），也无工资收入，大家只靠微薄的稿费度日。虽然鲁迅、茅盾也在上海，但不参加一般活动，过段时间，大抵在四川路上鲁迅居处附近的饭店约见.每次都是鲁迅抢着买单，大家不好意思，说分摊吧，也即现今的AA制，鲁迅笑笑说：“我的稿费毕竟比你们多呀！”

1934年，他先后被国民党逮捕过两次，依然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经保释出狱后，从此离开了左联，也失去了党组织关系。之后，笔名卢森堡或森堡就在文坛消失，代之以任钧的笔名，出版了现代诗坛第一本讽刺诗集《冷热集》、以抗战为主题的《战歌》诗集。此后，还翻译了高尔基《爱的奴隶》《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等。1949年后，任钧曾任《人民诗歌》月刊编委，长期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任教。

忘年之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加入上海作家协会，后在诗歌委员会担任不拿任何报酬的小干事，却有机会接触到上海的老诗人。此时，任钧已八十高龄，住进松江老年福利院，写些创作回忆。我经常去看望他，成了“忘年交”。晚年的他，颇感寂寞，除了子女，一般很少有像我这样的人去打扰他，还问这问那。他好奇地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在建行做企业文化工作，他高兴地说：“我儿子也在建行哎！”

除了听他聊聊过往，还跟他谈谈家常。他说，无论遇到什么困苦，再艰难的处境，他都想得开，照吃照睡，才能有好的身体去应对。他个头不算高大，精神挺好。有次，我带去他民国年间出版的《新诗话》和《任钧诗选》，他一看眼中放光，惊喜道：“你还有这书，保存得这么好啊！”我说都是从旧书店淘来的。他接过我的笔，为我一一签名。还有一次，我请他写几个毛笔字，他笑着说，我从不写毛笔字的，说着就写了起来：“诗言志，没有生活，便没有文学艺术”。并说，这话到现在也不过时。此年他已九五高龄，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手迹。那天我正巧带着单反相机，就给他拍了一张阅报的照片。神态自然，他很高兴，说这是最满意的照片。不曾想，这也成了我们最后的聊天。一个月后，老人突患感冒引起并发症，不及抢救而去世。在追悼会上，挂的就是我为他拍的这最后一张肖像照。

2020年，有出版社要重版任钧译著《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编辑苦于找不到家属授权，辗转找到我，终于完成了此书的出版。这一切可以说是我与任钧先生的缘分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