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如何在俄乌间劝和促谈？

杨晨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杨晨

3月10日，当俄乌冲突进入第16天时，俄乌两国的外长终于在土耳其见面了。这是自2月24日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俄乌两国高层首次直接接触。

相比于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土耳其的影响力并不占明显优势。但土耳其仍促成了这一会晤，极大地提升了土耳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编者

1 多重身份有助调解

问:为何土耳其能够率先让俄乌两国外长面对面坐下来谈判呢？

答:一是土耳其不仅同俄乌两国均维持良好的关系，而且土乌之间、土俄之间均相互依赖。在经贸上，俄罗斯是土耳其第10大出口对象国和第2大进口来源国。乌克兰是土耳其第20大出口对象国和第13大进口来源国。在国防上，2021年，乌克兰已从土耳其购买了军用无人机，而土耳其新型无人机的研制也需要乌克兰军事工业的支持。土耳其虽然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但还是顶住西方压力购买了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在旅游上，2021年赴土耳其旅游的俄罗斯游客有470万，乌克兰游客约210万，两国游客之和占所有外国游客的25%。在农产品方面，2020年土耳其进口的农产品中，有22%来自俄罗斯，3%来自乌克兰，占全部进口的四分之一。无怪乎俄乌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本已高企的通货膨胀由于粮食价格的上涨而再次攀升。

二是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秉持“平衡中立”的立场。一方面，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俄罗斯拥有克里米亚。但需要强调的是，土耳其采取这一立场更多是基于自己的情感和利益考虑，而非北约成员的共同立场：克里米亚半岛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俄土两国历史中的恩怨；世居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提出的、至今仍显著影响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思想。但另一方面，自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以来，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龃龉不断，因而与俄罗斯发展密切关系。虽然土耳其在3月2日联合国大会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投了赞成票，但实际上并未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也未借《蒙特勒公约》关闭土耳其海峡，反而对西方对俄无差别的制裁予以批评。

三是土耳其为斡旋俄乌冲突搭建了合适的平台。外交讲究对等，俄乌谈判的前几轮谈判一直是在白俄罗斯进行，这对乌克兰而言是迫于压力下的无奈之举。法德有意斡旋，但其立场无法让俄罗斯放心。印度和以色列虽然有意斡旋，但一个距离太远，一个过于亲美。与之相比，土耳其拥有多重身份，虽是北约成员国，但在北约中是“异类”；土俄虽然在纳卡冲突、利比亚冲突、叙利亚内战中的立场截然不同，但斗争中也不乏协调，可谓亦敌亦友；土乌作为黑海沿岸国家都在为加入欧盟而不断努力，对彼此的安全关切感同身受。因此，两国外长共同出席土耳其安塔利亚外交论坛这一开放性的、平等的对话平台，就显得水到渠成了。

2“积极中立”三大益处

问:积极劝和促谈，对土耳其有哪些益处？

答:从所属阵营来说，土耳其完全可以跟着西方的调门对俄罗斯大加鞭挞、严厉制裁。但从利益上来说，土耳其更加适合在俄乌之间保持“积极中立”。

首先，土耳其民意为“积极中立”提供了民意基础，有利于提升埃尔多安政府的支持率。今年2月，智库“土耳其报告”就“土耳其在俄乌危机中应该采取何种态度”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涉及四个问题。最终结果显示：就第一道问题“土耳其是否应当为乌克兰提供武器？”，82%的受访者认为不应当；对第二道问题“如果北约制裁俄罗斯，土耳其是否应该支持？”，71%的受访者表示否定；就第三道问题“土耳其是否应当停止向乌克兰出售无人机？”，61%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对第四道问题“土耳其是否应当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拥有权利？”，58%的受访者表示否定。土耳其民众的平衡立场可见一斑。

与二战时土耳其在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保持中立一样，如今的土耳其在俄乌之间保持平衡对其仍大有裨益。一是埃尔多安在国内的民意基础得到提升。自2018年总统制实施以来，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在内，2019年的地方选举失利打破了埃尔多安不可战胜的神话，2020年的疫情危机以及2021年的里拉危机让土耳其经济陷入动荡，民意不满情绪大幅上升；在外，土耳其因内政外交一系列动作受到西方国家的强烈批评。不过，据MetroPoll民调公司的最新数据，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的调节者角色显著提升了埃尔多安的民意支持率。

其次，“积极中立”有助于土耳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地位的抬升，有利于土耳其缓和对美关系。虽然土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但土耳其近两年来也有意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拜登去年4月26日发表正式声明称亚美尼亚大屠杀为“种族灭绝”，成为美国首位做出此声明的总统后，土方并未做出过激的反应，反而为谋求与拜登会晤做各种努力。去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后，土耳其代表北约与塔利班政权就喀布尔机场运营不断进行协商。在此次俄乌冲突中，美国对土耳其发挥的作用也寄予希望，甚至建议土耳其将其S-400防空系统转交给乌克兰。虽然这一建议遭到土耳其的忽视，但无疑凸显了土耳其地位的重要性。

再次，“积极中立”帮助土耳其进一步打破此前面临的外交孤立。在此次安塔利亚外交论坛召开之际，不仅俄乌外长会面引来了世界关注，还有其他重量级的领导人访土，延续了土耳其近两年来与周边邻国关系缓和的趋势。3月9日，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对土耳其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自2008年以来以色列领导人首次访问土耳其。3月14日，德国总理舒尔茨上任后首次访问土耳其，盛赞两国是盟友、朋友和伙伴，并对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劝谈、促和、反战的立场表示理解和支持。此外，由于在穆斯林兄弟会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收缩，土耳其与埃及、阿联酋和沙特的关系也在缓和之中。这一系列动作也预示着土耳其外交政策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再度回归。

3 斡旋成果仍有限度

问:土耳其的斡旋能取得最后成果吗？

答:对土耳其而言，劝和促谈止战是当前最能兼顾道义和利益的政策——无论是一个过于衰弱的俄罗斯，还是一个过于强大的俄罗斯，都会让土耳其在谋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承受来自西方或者俄罗斯的双重压力。

同时，土耳其思想界虽然有亲西派和亲俄派之分，但仍然不乏一些政客和学者对美国抱有警惕。他们认为兼顾道义和利益的“积极中立”政策可以让土耳其避免落入美国的陷阱之中。

埃尔多安的执政联盟民族行动党主席代弗莱特·巴赫切利指出，“让土耳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成为西方国家的打手是西方隐蔽进程的一部分。挑起俄乌两国的冲突，在黑海地区再造一个新的叙利亚不会让任何人受益。但我们的立场不会厚此薄彼，而要讲原则，促和平，推动建设性对话”。土耳其最大商用及特种车辆制造商之一的BM C公司主席、正发党中央决策委员会委员埃塞姆·桑贾克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也辩称，“我们卖给乌克兰Bayraktar TB2无人机时并不知道它会用于对付俄罗斯，我们和俄罗斯是盟友，未来还将会一起制造S-500防空导弹系统。”

土耳其《新黎明报》主编易卜拉欣·卡拉居尔甚至直言，“土耳其是欧亚大陆崛起的国家，西方会像对待俄罗斯一样对待土耳其”。土耳其资深媒体人阿克考奇也表示，“美国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大的受益方”。

不过，土耳其虽然促成俄乌外长面对面地会谈，但后续的斡旋效果未必能尽如人意。这一方面是由于此次俄乌冲突的症结在于美国的态度，另一方面土耳其自身的实力还不足以搅动大棋局的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