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永不褪色的围巾

“大象”商标的围巾

张锡瑗烈士的墓碑

◆ 何建明

每一次到龙华烈士纪念馆，我都会来到一个装着一条色彩鲜艳的毛线围巾的玻璃展柜前，久久地凝视。这条距今九十余年的毛线围巾背后，是一对当年在上海滩从事革命工作期间相恋相爱、最后又生死离别的年轻伴侣的凄美故事……

1

往事

这条毛线围巾虽然距今至少九十年了，但看上去依然颇新，其颜色光亮，尤其是淡灰、奶色、紫色和浅白四色组成的条纹毛线，色泽光艳，不太像旧物。令我特别注意的是围巾上有一枚非常清晰可见的商标图案，上面写着“上海祥泰织造厂”，商标图案是一头大象，寓意“吉祥如意”，和厂名“祥泰”十分吻合，看得出是一家上海本地人开的纺织厂。围巾的主人牺牲在1929年，而这条围巾色彩能够保留至今仍然光泽姣好，也可以基本判别出这家厂在当时也算是上海滩上有些声望的毛纺织厂。

上海滩上的围巾特别是彩色的毛线围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人们佩戴的一种时尚物。尤其是青年男女，更是除了夏天之外的出门必备衣饰。我们从五四运动的历史镜头中看到了太多的身穿长衫、脖子上佩戴着围巾的革命者形象……

我想，在龙华纪念馆内留下遗物的这位革命女英烈，一定也是位对革命充满激情，又对生活深怀眷恋的青年。

是的，她就是这样一位正青春的姑娘。她牺牲时年仅23岁，花之盛开的年龄啊！

她叫张锡瑗。龙华烈士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将我带到一片青青的草坪前，指着青草丛中一块写着“张锡瑗烈士”的墓碑，说，这就是那条毛线围巾的主人。墓碑中间嵌着一张烈士的黑白照片：留着一头飒爽短发、表情十分坚毅的女青年，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一看就是位掩不住俊秀英气的美女。九十余年了，她看上去还是那么漂亮，那么坚毅与淡然，那么眷恋着她的青春生命和与她匆匆离别的年轻爱人……

工作人员告诉我：1990年的一天，一位已经86岁高龄的老人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张锡瑗烈士”墓碑前，凝视了许久许久之后，指着烈士的照片，轻轻地对身边的女儿说：她比照片上更漂亮。老人说这话时的双眼是湿润的。“他就是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张锡瑗是他的亡妻。烈士离开他的时候他俩结婚才一年多，那年小平25岁，妻子才23岁，还有一个同时夭折的女儿……”工作人员所说的每一个字像针一般扎在我的心上，以至于我一直以来有个愿望：写一篇“那条永不褪色的围巾”，以此慰藉内心对烈士的那份崇高敬重——

2

初见

张锡瑗老家在北京房山，1906年出生，原名张希远。1920年随父迁居河北保定，与妹妹张锡瑞一起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读书。其间积极参加该校的改革教育的学潮运动，因而受到中共早期地下党的关注，1924年她和妹妹一起成为青年团员。保定距北京很近，由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党组织很快得知了在保定的青年革命积极分子张锡瑗，于是1925年她被调到北京。在京城，张锡瑗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她在这里有幸结识了邓颖超，并很快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组织上决定派你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去……”一天，比张锡瑗大两岁的邓颖超对她说。

“啊，我太幸运了！”张锡瑗兴奋得直叫起来。

张锡瑗到达莫斯科是1925年岁末。冰天雪地的严寒并没有丝毫减弱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布尔什维克”的热情。因为她的漂亮与活泼，又加之当时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为培训中国革命者而专门设立的这所简称“中山大学”的学校内男女学生比例严重失调，男生有几百个，女生却只有二三十个，“多加多娃”（张锡瑗的俄文名字）自然吸引了很多男同学的注意，甚至时不时有男生想跟她“交朋友”。“朋友？我们不是已经是朋友了吗？革命的同志朋友！”每每此时，聪敏的张锡瑗总是以这种方式化解尴尬。后来大家很快都知道，“多加多娃同志”的心都在读书和学习上。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座革命熔炉。学生就像洪流一般，流动得十分快。因中国国内革命的需要，有的可能才来几个月，就又被调回祖国，奔赴重要岗位；还有的可能回国没多久，再也没有了音信——牺牲甚至背叛的事经常发生。

一天，“多加多娃”迎面被一位个头不高、戴着鸭舌帽的中国小伙子用中文叫住了：“同志，你是中国人吗？”

已经能用俄语交流的“多加多娃”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位新生，点点头，用中文回答他：“是，我是中国人。俄文名叫‘多加多娃’……你呢？”

“我是不久前刚从法国勤工俭学转过来的。我的俄文名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我的原名叫邓希贤……”

“噢——你就是那位在巴黎上街参加声援上海‘五卅运动’革命游行而被法国政府驱逐的英雄邓希贤啊！”“多加多娃”一下又露出了“北京妞”的爽朗与活泼性格，并压抑不住内心的崇拜之情，说：“我叫张锡瑗，北京人，以后向你多学习请教……”

“哪里哪里！”

这是这对中国青年在异国他乡的第一次邂逅。

3

重逢

在莫斯科校园内，邓小平脖子上总系着一条蓝白相间的大围巾。有一次张锡瑗忍不住笑问：“这条围巾很珍贵吧？看你总不忘戴它呀！”邓小平解释：“那是嘛，是我在法国捡马粪时的标准装备嘞！”

原来如此。

一年之后，“多加多娃”突然发现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于是便向中国同志打听。“回国了。”与很多从中国来的又突然在莫斯科消失的学生一样，“多加多娃”只从别人那里得到了这三个字。

1927年，国民党已经撕破脸皮与共产党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决战。那个小个子 的“邓 希贤”后来干什么去了，张锡瑗并不知道，也无法打听到。此间，国内不断有国民党如何残害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很快，张锡瑗也被组织派遣回国。她经蒙古回到北京，后又回到保定，参加铁路工人罢工运动。

“张锡瑗，组织调你到中央机关工作，快准备走吧！”她被接到北京之后，有人告诉她。可临上火车时她才发现不是到上海，而是到武汉的车票。

到武汉后，张锡瑗才知道，中共中央机关已经从上海秘密转移到武汉，而且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这会议，后来的党史上称之为“八七会议”。张锡瑗到达武汉时，这次会议刚刚召开不久，会后的中央秘书处的工作更加繁忙了，而她也恰巧被分配在中央秘书处。

“小平同志，这个材料请你尽快处理一下！”张锡瑗来到秘书处报到时，见许多人都招呼一个个头不高的年轻人。而让张锡瑗意外的是，这位忙得有些不可开交的青年，竟然是她熟悉的“莫斯科同学”!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同志！”张锡瑗一激动，便用俄语高喊了起来。“你……怎么又叫小平了？”她问。

邓小平笑着摸了摸头，说：秘书处的事情多，我又理了个平头发型，所以有人就叫我“小平”，叫顺了，我就成了“小平”。

没想到一向不苟言笑的老同学，竟然也会幽默一下。

4

伤逝

同学变成了战友，又在同一机关工作。

“中央机关要回到上海了，你俩赶快准备吧！”突然，上级领导通知他俩。于是张锡瑗和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来到上海。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已经是中共中央秘书长，而张锡瑗则成为了他手下的一名得力工作人员。

在上海，他们结婚了。那年他们正青春，一个24岁、一个22岁。婚礼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一起张罗的，酒席设在广西中路的一间名叫“聚丰园”的四川菜馆。那天除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外，李维汉、王若飞等中共中央领导和机关人员30多人参加。

邓小平在新婚之后给妻子买了一条“大象”商标的毛线围巾。“好看！真好看！”邓小平看着系上新围巾的妻子连声说道。“以后出门，你尽量都系上它，这样不易被敌人认出你的真实身份。”

“知道知道，你是为了工作才给我买的……”

婚后的邓小平夫妇与周恩来夫妇租住在一幢小楼里。然而，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小夫妻虽同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却并不能常在一起，更不用说去看一场电影、逛一次大街。出于安全和保险起见，竟在上海没有照过一张合影。

1929年5月，蒋桂战争结束。当时的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军事特派员兼绥靖公署主任的俞作柏、李明瑞愿意同我党合作。于是党中央决定派遣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广西开展革命工作。

“去吧，别挂念。我有小超姐姐她们呢！”张锡瑗已有身孕，挺着肚子，反倒安慰起丈夫来。

这一走就是三个月。待邓小平从广西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百色起义”工作方案时，快要临盆的妻子张锡瑗正被人送到上海宝隆医院等待生产……

汇报工作结束后的邓小平火速赶到医院时，医生将他拦在产房门外：“现在你不能进去！她难产……”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产房里传来“哇”的一声婴儿啼哭……“生了，是个女小囡……”医生说。但又告诉邓小平：由于张锡瑗分娩时间太长，造成病原体感染，不幸患上了产褥热。

接下去的日子，虚弱的张锡瑗时而醒来时而又昏睡过去，而邓小平则不分日夜地陪伴在她的身边……最终张锡瑗没能挺过来，带着无限的眷恋与遗憾，病逝在丈夫的怀抱里。祸不单行的是，他们唯一的女儿几天后也不幸夭折。

正乃浦江呜咽，苍穹落泪。

白色恐怖下，张锡瑗的遗体安葬几经周折，直到次年春天才由中央特科的李强与邓颖超、张锡瑗的妹妹张锡珍一起将其安葬在江湾公墓内。当时还不敢用真名，墓碑上只写“张周氏”，立碑人也用了个假名。而安葬在张锡瑗旁边的则是两位牺牲在上海的中共重要领导者：罗亦农与苏兆征。

上海解放后，邓小平所做的第一件“私事”就是寻找亡妻的尸骨。原来的公墓被日本侵略军因修建机场而破坏得面目全非，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遗骨，并安放在邓小平在上海的居住地瑞金花园内。

后来上海烈士陵园建立，张锡瑗的遗骨正式被安葬在烈士墓区内。人们这时在墓碑上才见到了“张锡瑗烈士”五个字及镶嵌在墓碑上的那张黑白照片。这照片是张锡瑗在莫斯科时所照，是她唯一留在世上的珍贵照片。

如今留在龙华烈士纪念馆的那条毛线围巾，是张锡瑗的亲属捐献出来的。据张家介绍，这条毛线围巾是张锡瑗的遗物，也是她和邓小平之间仅有的一件珍贵信物。

无情的是生离死别，有情的是人间真爱。我终于明白了留在龙华烈士纪念馆里的那条距今已有九十余年之久的围巾为什么永不褪色，因为革命者的生命之血染红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