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兴
“六一”前夕,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童年。
那时,学校周日有阅览室向少先队员开放,凭戴着红领巾才能进入,而我太调皮捣蛋,一直未被批准入队,只好在校门口徘徊。有一天,我捡到一根很破的红领巾,如获至宝,匆匆套进脖子想进入校园,却被同学发现告诉了值勤老师。校门未得进去,红领巾也被没收了,我很是气恼,想着法子捉弄一下这个打小报告的同学。下课后,同学们都去操场玩了,我趁教室没人,偷偷将老师讲台上的半瓶墨水倒向了他的书包。恰巧,被一个回教室拿毽子的女同学撞见了,班主任把我训斥了一顿,并责令我回家将书包洗干净。我拎着书包正欲走出校门,遇见了少先队辅导员鲍老师。她看到我手里黑乎乎的书包,就知道我又惹事了,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当她知道我为了去阅览室才戴上捡到的红领巾时,摸着我的头,嘱咐我,还是应该用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少先队才对,随后拿过书包,说,我帮你洗掉,你带回去的话,说不定你妈又要请侬“吃生活”了。我点着头,默默地走出了办公室。
一次课后,我与邻班的同学为了争抢一只皮球打了起来,滚在走廊的地板上。鲍老师下课正好路过,看见我又打架了,呵斥我住手。见我灰头土脸的样子,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让我跟着她去办公室。她没说什么,从面盆里绞了把毛巾帮我把脸擦干净了。看到我衣服的纽扣也掉了两粒,她在抽屉里翻弄着,没找到纽扣,便对我说,跟她一起去她家帮我缝上。放学后,我跟着她来到长宁路西新街对面的一条洋房里弄。进了家门,她让我坐在沙发上。我从没坐过沙发,有点好奇。鲍老师笑着问我舒服吗?我点点头。她又问我饿了么?我又点点头,鲍老师便到厨房里给我弄吃的去了。我看到她开煤气,生惯了煤球炉子的我,好奇心十足。鲍老师见状便关了煤气,让我重新划火柴来点煤气。“嘭”的一声,火苗齐刷刷地蹿了出来,吓了我一跳,鲍老师却“咯咯咯”笑个不停。在我吃着有葱花、麻油的阳春面时,鲍老师便给我讲雷锋的故事,鼓励我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她还给我讲了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把红领巾佩戴在胸前就像是把祖国装进了心里,听得我直点头。穿上鲍老师给我缝好纽扣的衣服,回想今天吃了面,坐了沙发,学开了煤气,开心啊!我是蹦蹦跳跳着回家的。
鲍老师时常把我叫到办公室,与我谈心,要我多做好人好事,不做调皮捣蛋的事。她看到我老是问同学借军帽戴,知道我太喜欢军帽又无钱购买,有天下午放学后,她带着我从华阳路走到长宁支路来到曹家渡的抗美百货商店,自己掏了八角钱,帮我买了一顶新军帽。这顶帽子,我天天戴在头上。
学校号召学生要捡拾废钢铁,支援国家建设。我天蒙蒙亮就挑着两只破铅桶出发了,一个人沿着长宁路苏州河向西走去,直到北新泾桥附近,那里很少有同学过来。结果,我挑回了满满的两铅桶废铜烂铁。老师们见我满头大汗,走得鞋子破了,脚趾头也露了出来,衣服也又脏又湿,让我赶紧回家去。没几天,我在缴废钢铁的榜单上以38斤荣获本周的第一名。鲍老师知道后,把我叫到大队部,这回她大大地表扬了我,并让我再接再厉,争取早日入队。
五月下旬的一天,鲍老师来到我教室门口,把我叫了出来,告诉我,少先队大队部同意接收我为少先队员了。我高兴啊,回到家第一个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戴上了红领巾不允许再做坏事体啦,晓得?”我连连“哦、哦”应着,此时,我看到母亲的眼睛是湿润的。
那天晚上,我特别兴奋。想到明天就有红领巾戴了,可以去阅览室了,可以去少年宫了,我辗转不能入睡,盼着早点天亮,盼着早点升旗,盼着早点戴上红领巾……早晨,入队式在鼓号声中拉开帷幕,出旗,唱队歌……鲍老师为我戴上了红领巾,我恭恭敬敬地向她敬了一个标准的礼。
少先队独有的仪式感和满满的正能量,还有指引我走进少先队的鲍老师,是我心中永不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