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的密室

◆祝勇

祝勇：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代表作：《故宫六百年》《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1933年，中国革命的重心已转移至农村，白区环境恶化，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转移至江西苏区。无疑，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这一年，注定是不寻常的年份，也发生了北平故宫博物院将部分文物南迁上海的大事。恕某孤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由国民党眼皮底下的大上海奔赴至江西的红色摇篮，这段历史我只知大略而未闻其详，也未见过专门著述，所幸，孙甘露先生的最新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直刺历史的隐秘角落，我在阅读中走进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时空。

《千里江山图》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它依托的历史大背景是真实的，作家也通过大量的历史考证、真切的环境气氛、细腻的生活场景，营造了强烈的逼真感。有报道说，在创作时他也参考了当时的城市地图、报纸新闻、档案、风俗志等真实材料，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广州、南京的社会环境、风物和生活，还原了当时上海的建筑、街道、饮食、风俗和文化娱乐等日常生活，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部交响曲、一道菜抑或穿街走巷的脱身路线，建构出了令人身临其境的小说空间感，给读者创造了沉浸式阅读氛围。

至于小说中具体的人与事，那必须是作家所掌控的空间。我相信那些人、那些情节是虚构的（是否有人物原型不得而知），但它的大历史逻辑合乎历史的真实，其惊心动魄的进程，也与历史本身相对应。简单地说，作家把这个重要的历史过程纳入了一个“密室逃生”的叙事结构中。“密室逃生”是历史悬疑小说的经典套路，《千里江山图》却把它花样翻新，玩出了新境界。我觉得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作家把一个读者似曾相识的老套路刷新了，不仅刷新了“密室逃生”的叙事结构，更是刷新了革命历史小说的书写方式，构建了一种特有的、全新的叙事范式。《千里江山图》中固然不乏对密室的描写，小到卫达夫被关进的那间黑暗的密室，大到象征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龙华监狱，都可称为密室，甚至于茶楼、酒肆、旅社、银行、药号、理发馆这些公共场所，在国民党特务封锁、围捕中也都被赋予了密室的功能，密室逃生的戏份在小说中不断上演，其中最精彩的，应当是陈千里从煤号棚屋逃生的段落，地下党员叶桃逃出自己的家——被她的父亲、国民党特工总部副主任叶启年严密控制的瞻园，也具有密室逃生的性质，然而小说所要讲述的真正密室并不是这些，而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地上海，在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监视之下，就是一间巨大的、透明的、开放的密室，每个上海人（不只是地下党员），都是这密室里的囚徒。

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的创新性在于，小说开篇即把主要人物皆纳入了龙华监狱，但作者“看不上”这个封闭空间（在其他革命历史小说中已经得到过淋漓尽致的表达），于是很快为人物解套，有意告别了这个“密室”，让这些革命者悉数被释放出来，分散在上海的各个城市空间里，并时时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小说中写：“敌人并没有释放这些同志，他们只是从有形的监狱转移到无形的监狱中。这座无形的监狱比龙华看守所更危险，外面的敌人很难看清，内部的敌人更加难以分辨。”作为城市空间的上海，由此被作家赋予了密室的含义。在我的印象里，这应该是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是对旧中国上海城市空间形象的一次全新的诠释。这也令我想起了边沁提出的“全景敞视监狱”的概念。在当时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之中国，其实就是一座透明的、没有围墙的监狱，所谓的密室逃生，就是建立在上述一系列具体的逃生之上的一次“大逃生”，即彻底毁灭这座“全景敞视监狱”，把自由还给人民。

小说为这些地下党员规定了任务：必须将党的领导人从上海安全转移出去，同时，找出已渗透进地下党组织的敌人，这是他们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限制条件是，所有执行这些任务的地下党员，都在敌人的密切监视下，一个也跑不掉；当然，还有时间的限制，就是以上任务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在上海小组几乎被敌人掌握的情况下，原来敌在明处、我在暗处，此时却变成了我在明处、敌在暗处，双方的处境发生了反转，这无疑将上海地下党置于极端不利的境地中，仿佛要在公开的状态下去完成一件不能公开的行动，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这一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重要行动，也因此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务重要又几乎不可能完成，小说的叙事张力正是出自这里，小说情节的推进，也因此而成为一种高难度的智力博弈，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的“计中计”“骗中骗”“局中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迷雾中有迷雾，计谋中有计谋。

在阅读小说过程中，我像大多数读者一样，惊讶地发现了孙甘露这位“忧郁的先锋派小说诗人”变成了思维缜密的精算师，丝丝入扣、步步为营地推进着小说的情节。光怪陆离、鱼龙混杂的上海滩，给了小说中人物、当然也给了作家闪展腾挪的空间，而没有手机、网络、通联不便的二十世纪30年代，又给地下党的行动造成了很多不便，也因此左右了许多人的命运。作家此前所做的所有资料准备，此时都发生了神奇的效用。道路层层展开，阻碍却处处存在。在作家悉心营造的特定历史时空中，所有事件的发生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又顺理成章。而这种将密室逃生的传统叙事套路纳入到一个开放、多变、诡谲、莫测的城市空间的写法，正是这部小说迷人之处。

小说中有一句话：“地下工作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为了向那道光亮奔去，他敢往深渊里跳”，陈千里和他的同志们就被这道光照着，走向小说的终局——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被圆满地完成，只是代价巨大，除了小说的“男一号”陈千里得以幸存，其他地下党员全部跳进了深渊。作家把一份“在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名单作为附录附在小说最后，许多烈士的生平介绍竟然是相同的，都只有两句话：“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这就是后人了解他们的生命历程的全部了。这简得不能再简的“简历”，无疑产生了震撼性的效果。他们的牺牲，正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他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人民大众——引者注）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2022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