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琐忆

陈世旭

对我来说，上海非常之遥远。小时候住在一个经济落后省份的贫民区里，听大人们说起上海，就像在说外国：十里洋场，冒险家乐园，让人恐惧又让人神往。上海的一切：从手表到袜子、从糖果到雪花膏、从发型到裤腿……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最高级的。邻居有远亲在上海，便成了小巷里最显赫的人家，连一个坐“上海”牌小轿车上下班的官员都要时常上门，托他们在上海带东带西。至于像我这样家里给我交学费都很困难的穷孩子，上海则是传说，是幻想。

初中毕业，我从省城到农场务农。几年后，因为发现我常常会看书写诗，农场外调，让我跟着去做记录。被调查的那位干部老家在东北。返回时我们在大连码头搭船，然后在海上颠簸了三天，中间还遇到一次台风，几个人差不多都半死不活，船终于在上海靠岸。

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

傍晚，斜阳中的上海笼罩在一片橙色的雾霭里，若隐若现。远远地看见外滩，跟照片上一样，说不出的惊喜。我们在十六铺找到一间可以过夜的浴室，同行的几位因为晕船，在船上一直呕吐，倒下就不想动弹，我出去吃夜饭，给大家带回吃的。一家小饭铺的中年男人，面目修洁，衣着笔挺，大背头一丝不乱，温文尔雅得像教授，我手足无措，矮了一截。后来他在我用餐的桌子前坐下，笑眯眯地自我介绍是这里的负责人。

初到上海，我的印象是所有上海人几乎都是贵族。

1980年，我被推荐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进修。第一个节假日，很荣幸地跟随几位文坛明星春游。我特地穿上从家里带来的结婚礼服，一件很挺括的蓝色中山装，面料是我当时所在的小镇很时兴的“的确良快巴”。单位有个人的妻子是上海知青，她探亲时，我鼓足勇气请她给将要结婚的我和妻子各带了一件上衣。我一向最怕的就是麻烦人，更别说麻烦上海人。但因为结婚，才万不得已。

我和妻子以及双方的家没有任何积蓄。结婚只是把两个单身的行李凑到一块了事，没有喜酒也没有仪式，唯一称得上奢侈品的就是来自上海的这两件上衣。在小镇，几乎所有看到这件礼服的人，没有不羡慕的。我在北京、在节日、在我敬仰的名人中穿上它，自有希望它能对得起人的意思。虽然后来我知道，这很“阿乡”，很老土，上海人自己并不太穿这种衣服，但我还是把那件衣服穿到实在不能再穿还依然留着。因为那上面寄托着我对上海的膜拜。

随着岁月的推移，我有了许多真挚亲切的上海朋友，对上海有了更多更深的有温度的认识。二十多年后，在大学修城市规划专业的儿子写毕业论文，我建议，实地考察的城市选上海。

下了火车打出租，年轻的司机很健谈，听出我们是外地人，滔滔不绝地说起最近这些年，大量外地人怎样潮水似的涌入上海，在上海最好的地段买房置业，调侃说：“而今上海中心城区都快让外地人占光了，上海人倒要给挤到边缘去了。”

我为上海庆幸。这正是上海的光荣。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东方的上海，世界的上海。上海作为“东方巴黎”的崛起，正是因为它的海纳百川的开放；上海人的教养、上海的睥睨万方的优越感，是多种文化融汇激荡的结果。这样的城市，理应是最优秀的城市。

那位年轻的出租车司机很自豪地认可说：是的。

秋天明亮的阳光下，我和儿子漫步在峡谷般的南京路、传说般的外滩和楼群像森林般的陆家嘴，尽兴感受将近两百年来世界文明在不同时态下的对话。儿子最喜欢的是“上海新天地”。中国传统清水砖墙下的欧式咖啡桌椅，仿佛是那对话的一个袖珍版。在他随后完成的毕业论文里，相关的描述占了很大的篇幅。论文获得了好评。

那是我们父子两代对上海的一个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