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俟十年

陆其国

1942年春，在东北大学执教的陈寅恪弟子朱延丰，将自己的专著《突厥通考》寄给乃师，想请他作序。陈寅恪由是在该序中，写下了他与朱延丰发生在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原来十年前，时在清华研究院的朱延丰完成了一篇论文，题目正是《突厥通考》。陈寅恪看后，给出了如下意见和建议：“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

“请俟十年”——请你再等待十年！用这十年时间修改你的论文。

其实早在1934年，这样的学术精神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即已清晰表白：“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犹在能开拓学术之区，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正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朱延丰的。

然而，板凳坐得十年冷，这话说起来轻松，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所以提出这样的意见和建议，陈寅恪事后也承认，他当时说这番话，实在是因为痛恨其时社会上有些所谓文人轻率为文、随意出书，全然不顾如此轻佻文字，实在有误读者。只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对朱延丰出此言，确实失之“有所不顾”。但让陈寅恪感到欣慰的是，朱延丰不仅没有抱怨，而且不辜负他的期望，果真积十年之功，最终将一篇论文“增改”成一部立得住的专著。从这件事上，也可以让作为后人的我们，借此领略到融化在当年像陈寅恪、朱延丰这些学人身上可敬可佩的学术精神。

其实陈寅恪对朱延丰说这番话，虽然事后觉得未免失之“有所不顾”，但细究起来，应该也和陈寅恪自身的经历有关。他本人的治学之路以及走上大学讲坛，就是一部很有说服力的“请俟十年”的活教材。1925年吴宓举荐三十五岁的陈寅恪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校方一度因陈寅恪既没有什么学位，又没有出版什么著述，因此在是否聘他的问题上踌躇。但吴宓深知陈寅恪在治学上厚积薄发的特点和学术功底，相信自己对他的举荐是知人善任。而陈寅恪也果然不负众望，在五十岁时写出了第一部奠定他在隋唐史领域研究地位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年后又写出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被人称为开创隋唐史研究新时期的“双璧”。

后来，像这样因感同身受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故事，又在陈寅恪和胡适等人及季羡林身上有了传承。那是二战结束后，时在德国的季羡林听说陈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就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自己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的论文，向陈寅恪先生汇报自己十年来学习梵文的成绩。信寄出后，季羡林很快收到陈寅恪先生的回信，信中问他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季羡林自述道，北大“门槛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于是，陈寅恪即向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推荐季羡林。北大三位领导相信陈寅恪的眼光，欣然接受他的举荐。“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藉藉无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后来更是荣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季羡林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其实正是像朱延丰那样，做到“请俟十年”——即板凳宁坐十年冷，也决不率尔操觚，去弄些一地鸡毛，甚至制造文字垃圾。正因为有了那样的遵循和坚持，所以才有了最后的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