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津浦线

陆其国

1889年5月5日，清廷发布了一道上谕，内称铁路“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这也被视为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宣布兴办铁路。

上面既有号召，下面当然要响应。于是就有了1889年8月26日，海军衙门上奏清廷，请以西洋各国为借鉴，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提出兴办铁路的具体政策。其中特别提出，应“简派公正廉明熟悉洋务之重臣，招集公司，严定章程，妥为经画”。“内外一心，官商合力”。次日，清廷发布上谕，均照所请。这就是说，清政府同意官商合办建铁路，并支持选派公正廉洁的官员参与其事。事实证明，强调后一点很重要，因为单凭绅商经济力量显然不够，而且其上层与朝廷有密切联系，这些主事部门免不了会出现浮支浪费、贪污中饱等现象。清廷也正好以此为口实，主张铁路还是以官办为宜。如《光绪朝东华录》记载的光绪三 十 四 年（1908年）五月一道上谕就说：“近年各省官办铁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绅商集股请设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其实这里说的并不是事实。且不论其他，就以津浦铁路建设工程来说，其中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就很触目惊心。

津浦铁路由天津至南京浦口，全长一千零十公里左右，是连接南北交通的重要干线。工程分南北两段进行，分设南北两个总局，分别于1908年8月、1909年1月相继在天津、浦口举行开工典礼。此前1908年1月13日，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与德华银行、华中铁路有限公司（1904年由中英银公司和福公司合并而成）签订了《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共借款五百万英镑。但开工不足两年，即发现工程款不敷支用，于是又向英、德借款三百万英镑。追加额超过一半，达五分之三强，这“不敷支用”显见太过夸张。真是不查则罢，一查吓一跳，说官办铁路中的吏治腐败远甚于商办，这决非虚言。且说津浦铁路工程上马后，直隶总督杨士骧荐举商约大臣吕海寰出任津浦铁路督办大臣，山东巡抚孙宝琦为帮办大臣，罗致了一批官员和商人。1909年5月，杨士骧病故，军机大臣那桐代理直隶总督。时有都察院给事中高润生奏参吕海寰等，容隐私人，败坏路局。清廷命那桐确查。于是就有了《宣统政纪》（卷十六）记载的1909年8月2日谕内阁：“兹据查明覆奏，津浦路局总办记名道员李德顺，乘便营私，不顾大局，激动公愤，清议不容；候选道张镒，阿附逢迎，卑污无耻，蝇营狗苟，有玷官箴，均著革职，永不叙用。候选道曹嘉祥善于营运，结交官府，惟利是图，著即革职；分省知县永祺，倚势凌人，赃私累累，著革职永不叙用，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吕海寰身为督办，于一切支款用人，事前既不能防范，事后又失于觉察，著交部议处。帮办大臣孙宝琦，视事未久，知有弊端，告知前督将李顺德撤差，尚未始终受其蒙蔽，著毋庸置议。前直隶总督杨士骧，既失知人之明，难辞滥保之咎，著撤销太子太保衔。寻吏部议奏，吕海寰应得降二级调用处分。”

这件谕内阁揭示的几呈包罗万象态势的官员犯罪现象，只要任一剖析隐藏在诸如“乘便营私”、“阿附逢迎”、“惟利是图”、“贪婪狂悖”；或者“借地纳贿”、“奔竟营谋”等背后的官场黑幕，相信都足以凸显骇人听闻的津浦线铁路工程中的腐败乱象。这就是津浦线的疯狂！不难想象，沿着这样的轨道，国家会驶向哪里，应该不言自明。

事实上津浦线的疯狂，恰成了腐败的清王朝加速驶向不归路的一个绝妙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