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圆梦花街

因楼梯狭窄，居民搬场时只能用绳子将家具从二楼吊下来

最近梦花街老邻居之间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侬啥辰光搬啊？”

住在三在里的程阿姨，盼望早日动迁，特意带了一块旧改的宣传标语回家作为“烊头”

汪嘉梁

吴炎翔

陈建红

周洁

在老道前街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周黄周老夫妻俩告别了梦花街

七月十五日，梦花街上，一户居民正在搬迁。一片破旧街道的背后，是高楼林立的陆家嘴

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刘欣予 李胤辰 文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当“天下第一难”的旧改，遭遇“始料未及”的疫情，是雪上加霜，抑或浴火重生？

梦花街，百年老城厢。它所在的蓬莱路旧改地块，是上海最后一个大体量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地块，也是这个春天浦西疫情的“风暴眼”，上海战疫的“上甘岭”。

此刻，被疫情中断的梦花街旧改，正在加速推进。本报记者连续两周蹲点采访梦花街片区，记录老城厢居民的乐观和坚强，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一条百年梦花街

全长仅425米，已有110年历史，被称为“一个鲜活存在着的上海旧市井”，这片区域是上海现存最大的老城厢，有石库门建筑、新式里弄、西式独栋、棚户简屋……里面弯弯绕绕，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来打卡

梦花街位于上海中心城区，文庙路以北，东起柳江街，西至中华路，全长仅425米，已有110年历史，被称为“一个鲜活存在着的上海旧市井”。梦花街片区（北起复兴东路，南至蓬莱路，西至中华路，东至河南南路）涉及四个居民区，分别是曹家街、小桃园、文庙和学宫。这片区域是上海现存最大的老城厢，里面弯弯绕绕，记者前两次来都找不到方向。

梦花街的时光似乎是静止的。这里的建筑，是百年上海的缩影，折射出上海人的生活百态和岁月变迁。这里各种房屋类型都有，风格多样，大小高低各不相同，有石库门建筑、新式里弄、西式独栋、棚户简屋……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在采访中，记者就两次偶遇定居上海的俄罗斯人Tania。初次见面，她正在文庙附近，和小商贩用简单的中文讨价还价。她告诉记者，她对梦花街附近的老房子和老家具情有独钟，经常过来。她还给记者欣赏她拍的许多照片。

曹家街居委所在地——曹家街62号，就是一幢保存完好的典型石库门建筑，标准的一客厅二厢房。站在入口处，抬头可见顶端刻着“民国念三年”几个大字。“念”音同“廿”，“民国念三年”就是1934年。一楼除了居委办公室和活动室，住着三户人家，现已搬走。离曹家街居委不远，就是仪凤门旧址。上海始建城墙时有六座城门，“仪凤门”是其中之一，距今已有469年的历史。后来，“仪凤门”改名为“老西门”。

走进这片区域，仿佛走进了一个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地方。回收店、缝纫店、寿衣店等外面已不太能看到的小店在这里都能找到。记者看到，有人专门开着卡车来收购有上百年历史的红木家具。因为老人较多，在这里还能经常看到纸币的踪影。在一家叫花梦烟酒店的小店，记者用手机买了一瓶饮料，付款时把老板娘说的4元听成了10元，她马上退还了6元——一张1元和一张5元的纸币。

梦花街的居住环境是拥挤逼仄的。天空中是错综复杂的电线，电线下一排排挂着晾晒的衣物。电瓶车、自行车停在道路两侧。区域内道路多为宽度不足1米的弄堂小路，如果两个人在弄堂里迎面相遇，还要彼此稍微错错身才能勉强通过。

弄堂里的空间已经如此狭小，居民家中的情况更加不堪。随意走进静修路上一户人家，发现一个小小的天井中，竟然立着三个空心的大水泥墩，被墩子围起来的空间被用作厨房、浴室和厕所。总之，所有能被利用的空间全部挤得满满当当。

梦花街片区内，除少部分公寓，多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缺少独立煤卫设施，拥挤逼仄，户均面积仅有10多平方米。外来人员租住比例超45%。旧改，是老城厢居民几十年的心愿。

随着蓬莱路旧改地块征收工作去年年底启动，梦花街片区1.1万居住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被纳入其中。今年3月26日，酝酿期首日签约率就超过96%。

没想到，疫情突袭，当晚该片区开始实施封闭管理。狭窄逼仄的环境，高密度的人口聚集，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隔离。本轮疫情期间，梦花街片区近六成居民被感染。每天提心吊胆地生活，让很多居民彻底丧失了在老房子里居住的安全感。

这几天，原本嘈杂喧闹的老城厢，显得格外安静。很多商店、人家已经搬离，人去楼空。

两把木梯的艰难

周阿姨家房门外，有一南一北对称架着两个木梯子。南面的木梯子，能上到周阿姨房间上的阁楼；北面的木梯子则通向晒台。北面晒台搭了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公用的厨房间，每天要上上下下很多次

62岁的周玉宝阿姨，住在曹市弄33弄14号后门已有30多年。7月17日是她搬家的日子。

这天早上，她凌晨4时多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今天真是太开心了，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她激动地对记者说，“本来7月5日就准备搬家的，后来因为周围有邻居复阳，我作为密接被隔离。搬家一拖再拖，才拖到了现在。”

在二楼朝南的一间房间是周阿姨的家，11.1平方米，房子虽小，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家里空调和电视挂在墙上，除了一张方桌、一个衣柜、一个五斗橱、一张书桌、一张1米2的床、一台冰箱和一台立式电扇外，再也摆不下其他大件。

房间前几年装修过，装修的板材和墙壁间有几厘米的空隙，这给老鼠创造了生存空间。一到晚上，老鼠就开始在缝隙里钻来钻去。“几只老鼠吵起来就像打仗一样，根本没法睡。”周阿姨说。老房子蚊虫跳蚤也多，她的小腿处也被咬了许多小包。

周阿姨家房门外，有一南一北对称架着两把木梯子。南面的木梯子，能上到周阿姨房间上的阁楼。北面的木梯子则通向晒台。南面的木梯比北面的木梯每层的间距要高，更陡也更难爬。

1986年她刚嫁过来时，婆婆还在世。婆婆家很早以前就在房间上面，用木板搭了一个阁楼，婆婆身体好时，住在阁楼上，后来身体不好了，爬不了木梯了，就借了这幢楼晒台下邻居的一间亭子间住。后来，周阿姨生了女儿，她就和女儿住二楼房间，老公住阁楼，过着同一屋檐下的分居生活。再后来，女儿出嫁，老公生病，周阿姨也身体不好，没有人再爬得动南面的梯子，阁楼也就空着放东西了。

周阿姨说，这里原来没有煤卫设施，都是用的马桶。做饭的话，就在北面晒台上生煤球炉。后来，在北面晒台上和邻居各搭了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公用的灶披间。“年轻时没有煤卫，没感觉是啥大问题，多数时间都在单位，在单位洗好澡回来。退休了可真的是难过，天热没澡洗，只能拎着一大包衣服和洗漱用品到远处的公共浴室。种种的记忆都挥之不去！”

每天，周阿姨都要上上下下爬北面的木梯好几次，真的是苦不堪言。“疫情期间，我腰椎间盘突出犯病了，只能一个人睡在床上。每次去上厕所都是煎熬啊，但我还是很坚强的！”她笑着说。

说起这次疫情，周阿姨心有余悸：“我算幸运，没有被感染。主要是我们这幢楼之前都搬得差不多了，我也不出门，每次扔垃圾回来都要换衣服并消毒清洁。”另外，老房子用的还是瓶装煤气，疫情期间，煤气用完了送不进来，周阿姨只能请居委或者认识的人帮忙扛上来。“我很想住上电梯房啊。”

“现在好了，阳光终于照到头上了，可以扬眉吐气了！希望早点拿好钱和房子，去开启新生活。”搬家这天，周阿姨穿上自己最爱的红色真丝连衣裙，戴着白色草帽，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临别时刻，她拿着一块小抹布，反复擦拭着被留在这里的家具。“大家具就不要了，以后搬了新家再买。”

所有需要带走的行李都搬好了，局促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一下子显得空旷。周阿姨的新房子买在了松江区佘山北，是期房，所以她先要在外面过渡一段时期。等拿到新房钥匙装修好，就可以住过去了。

和周阿姨相比，住在学宫街19弄的詹彩凤，起初签约时要犹豫得多。72岁的詹阿姨，在2000年时赶上了单位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因为学宫街离单位近，就要了这里的一间房，一住就是20多年，对这里的房子很有感情。刚收到旧改通知的时候，她并不完全愿意搬，“学宫街这里就医、买菜、出行都很方便，而且离孩子的学校也近，其实我们还是蛮留恋这里的。”

但她心里明白，即便如此，这里的房子实在是太小，已经影响了家人的正常生活。30平方米不到的一室户，分隔成两部分，上部搭了一个十几个平方米的阁楼，放了一大一小两张床，女儿、女婿和外孙住在阁楼上，詹阿姨住在楼下。阁楼层高1米6左右，外孙张科骏今年14岁，1米74的个子上了阁楼只能弯着腰，如果一不小心直起身子，就要撞到头，他也不记得撞过多少次了。

考虑到这一点，詹阿姨一家最后还是决定接受征收。他们的新房买在了奉贤南桥，三室一厅。这下，一家四口，最高兴的莫过于张科骏了。他说：“终于可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了。”詹阿姨告诉记者，老伴去年去世了，没能等到住上新房子，还是挺遗憾的。

（下转特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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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里”的安居梦

“我们只能等动迁，我们也不是指望动迁发财，只是希望能够改善一下生活。”包括三在里、庄家街在内的梦花街北侧3000余户居民，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纳入零星旧改

这次梦花街片区，还有一部分居民没有被纳入蓬莱路地块旧改征收，这些居民的心情更加急迫。记者在“三在里”弄堂采访，许多居民都向记者表达了想要尽快搬离的愿望。

这段时间，上海持续高温。炽热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地面上的空气都在热浪中微微颤抖，激起了行道树上的阵阵蝉鸣，挂在墙上的空调外机飞速地运转，发出嗡嗡嗡的噪声。弄堂墙边的南瓜叶也耷拉着脑袋。

这么热的天，住在三在里弄堂深处的龚阿婆，因为家里太小，搬了一张躺椅睡在了公共灶披间。76岁的龚阿婆家有四口人，家里只有8平方米，老伴和两个儿子睡在家里。龚阿婆的两个儿子都已经40多岁，还没有成家。

在这条弄堂内，大龄未婚男青年不在少数，长相清秀的徐先生就是一位。他和父母住在这里十多年了，因为家里只有20多平方米，徐先生的哥哥一家只能在外面借房子。“我们只能等动迁，我们也不是指望动迁发财，只是希望能够改善一下生活。”徐先生说，“现在这里都是几家人家共用厨房，大家都只能排好队烧饭。这次疫情这里很多人都被感染了，我因为住在单位，才能幸免。”

还有一位近90岁的阿婆告诉记者，她家只有五六平方米，孩子只能在外面借房子，住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苦恼，亲戚朋友来了都没有坐的地方，慢慢地都疏远了。当记者问她的姓名时，她说：“不讲给你听，住在这里太坍台了！”

在三在里，包括龚阿姨在内的不少人还在使用痰盂大小便。虽然政府前几年推出安装马桶的改造工程，但有些人家因为家里太小或者楼下人家不同意等各种原因，而没有装成。他们倒痰盂需要跑到曹家街居委会附近的集粪池倒，走一趟最少也要五六分钟。有些偷懒的人，甚至会直接倒在下水道。

梦花街也有条件相对好的人家。家住庄家街82弄1号的包阿姨，一大家子住在独幢房子里。“我们也是托了老祖宗的福，但还是希望能够早点动迁。”54岁的包阿姨说。

因为地面潮湿的原因，包阿姨家前几年装修的实木地板都全部起翘。她告诉记者，这里整体的环境是不行的，晒被子需要抢太阳，房子之间的间隔太窄了。疫情期间，她84岁的婆婆每天连窗户都不敢开。

据悉，包括三在里、庄家街在内的梦花街北侧3000余户居民，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纳入零星旧改。

四位书记三人“阳”

每一个居委就是一个阵地。梦花街片区四个居民区的居委干部，在旧改加上抗疫的双重大考中，拼尽了全力，绝大多数人都被感染，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起到了很好的先锋带头作用

文庙居民区

“受伤最重”的汪书记

在梦花街，只要提到疫情那段无比艰难的时期，他的名字总会被人提起。他就是文庙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汪嘉梁。汪书记是土生土长的梦花街人，对梦花街有很深的感情。为了守护这里，汪书记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可能是街道受疫情伤害最重的人了。

当时，因为每天要忙各种事情，身体不适的他耽误了去医院看病的时间，他的大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萎缩，左耳神经性耳聋，还有声带也受到了影响。他说：“本来我是我们居民区里说话声音最响的，现在声音很哑，话都有点说不出了。”

汪书记的付出，居民们也都看在眼里。4月底，他成了阳性患者。好多居民给他打电话慰问，让他心态放松。他从方舱回来的那天去各个弄堂里巡视，楼上楼下的居民看到他，都拍手欢迎，喊着：“书记回来了，书记回来了！”

5月底，他因为脑中风被送到医院治疗，很多居民都要冲到医院里去看他。他说医院有规定，不许人来探望，居民们还是一定要去。这些都让他非常感动，“说明居民认可我的工作，心里是有我的。”

汪书记现在回想起这些，心中仍是感慨万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在居民急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及时出现，不害怕、不退缩，尽量去帮他们解决问题。群众工作一切的‘好’与‘不好’，都会在此时见真章。”

学宫居民区

“头发越来越少”的吴书记

从2014年来到学宫居民区算起，党总支书记吴炎翔已经和这里的居民打了8年交道。去年收到旧改征收的消息，他发自内心地为居民感到高兴。然而真正开始操作后，他又感到困难重重。“有些居民以前经历过动迁，或是在外面道听途说，对目前的政策产生了一些误解。”于是，他带上块长，一家家上门做思想工作，耐心地跟居民解释现在的征收政策。

就在旧改工作蓄势待发的时候，疫情又气势汹汹地来了。居委会要管居民吃喝拉撒，又要天天组织居民做核酸，时间排得满满的。

“我自己进方舱那段时间，还是之前的老书记帮我顶了岗，我转阴后马上又回来工作。”吴书记说，除了党员，居民会自发来做志愿者，邻居之间也都互相帮助，关键时刻少了谁都不行。疫情也让很多居民的旧改观念产生了变化，间接推动了居民想走的意愿。

吴书记对这次旧改也很有感触：“我自己是第一次做旧改工作，恰逢疫情，也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就是工作太多，压力实在太大，晚上觉都睡不好，头发也掉了很多。”今年35岁的吴书记苦笑着给记者看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那时候的头发多吧？最近这段时间忙下来，大家都说，书记的头发越来越少了。”

小桃园居民区

“连轴转”的陈书记

46岁的小桃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建红是梦花街片区唯一一位没有“阳”过的书记。她一直在主持抗疫和旧改工作，没有离开阵地一步。她的丈夫也是一位居委干部，夫妻俩都在抗疫一线，家里80多岁的婆婆和女儿只能相依为命。

这段时间，辖区不时有人复阳，让陈书记犯了愁。她介绍，如果有阳性患者，他的同住人就是密接，要封10天；楼上楼下的邻居是次密接，得封7天。很多人本来已经联系好搬家公司了，发现核酸异常以后只能退掉，等复核结果出来之后再说。

疫情的反复不仅给签约和搬家造成了麻烦，也让陈书记的工作节奏一直保持紧绷。“得到混管异常的消息之后，我们要立刻准备转运，问他最近去过哪里，有没有和人接触。同时我们还要尽快统计密接的数量，安排人员管控，看看后续有多少核酸采样需要上门去做。”她说，这两个月还是很忙，几乎没有空下来过。

7月20日上午，在她办公室采访时，西仓桥街上又有一个老人疑似复阳。她无奈地说：“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昨天晚上刚有一例核酸异常，大家忙到半夜一两点，好不容易搞定了，就等今天下午出复查结果。结果今天上午又出了一例，我们大家只好一直连轴转。”

曹家街居民区

“光杆司令”周书记

虽然曹家街居民区这次旧改的面积不是最大，但麻烦事一点也不少。这个区域涉及到旧改的很多都是独栋私房。一户2-4人的家庭住在三层的独栋小洋楼里，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一开始都不愿意征收。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周洁就挨家挨户地上门做工作。

周书记一方面跟他们讲道理，说这次征收是大家集体的心愿，不能不考虑其他居民的实际情况，一栋楼里可能要住七家八家几十个人，住房条件真的很差。另一方面也尽量帮他们在利益方面多争取一点，多说说好话。最后沟通下来，他们也都能够理解。

3月底，因为疫情，旧改工作被迫终止，防疫任务又席卷而来。“在曹家街居民区，我既是书记又是主任，副书记和副主任都没有，我相当于是这里的‘光杆司令’。”周洁苦笑道，“我们这里党员的老龄化程度也很高，能出来帮忙做事的党员很少。所以疫情期间，很多事情我只能自己一肩挑。就算我进方舱后，电话也是不断。”

目前，虽然疫情看似告一段落，但防疫工作还是不能懈怠，旧改工作也在继续进行。她一边要说服几户不肯签约的人家同意搬迁，一边要跟物业和经办人一起想办法，帮助居民把行李和家当一点点搬出小区。

提到家人，周书记始终心怀愧疚：“我孩子今年才两岁，我住单位的时候他还不太会说话，上次回去发现他已经会识字唱歌，说完整的句子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想多陪陪他，带他出去玩一玩，不然孩子很多成长的过程，我就错失了。”

（下转特6版）

（上接特5版）

“宝兴十法”再升华

居委和群众之间的沟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公对公”的工作，两者交流的地位是平等的，感情是浓厚的，只有大家都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才能真正解决好问题。旧改征收，征的是房，暖的是心

在对梦花街四个居民区的采访中，所有的书记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居民区工作，本质上就是群众工作，如何做好群众工作是一门大的学问。

2019年，“申城第一居委”宝兴里纳入黄浦区旧改征收范围，“宝兴十法”应时而生。所谓“宝兴十法”，是指宝兴里针对旧改群众工作总结出的十大方法，分别是“一线工作法”“精准排摸法”“党员带动法”“危中寻机法”“平等交流法”“循序渐进法”“钉钉子法”“换位思考法”“组合拳法”以及“经常联系法”。

在这次梦花街旧改征收工作中，处处都能发现“宝兴十法”的影子。

疫情防控最艰难的时候，所有的居委干部不害怕、不退缩，始终站在群众工作的第一线。在疫情期间最需要人手的时候，党员身先士卒，支援社区，带动了一大批群众也积极主动地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当中。上海恢复如常以后，居委干部在困难中找机遇，从抗疫斗争中汲取力量，发挥疫情对旧改工作的两面性，促进居民尽早搬迁，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征收工作。

文庙居民区有一位70多岁邱老伯，故土难离，之前一直不太配合居委工作，对征收工作也多有误解，认为大家是想“赶他走”。隔离的时候，他独自在家，对配药的需求很大。

他不太会用手机，有一次在互联网平台购买的药品丢失了。眼看脑梗和高血压的药就快要吃完，他只能联系居委。居委干部一边帮邱老伯和平台取得联系，一边试着通过其他途径帮他配药。因为邱老伯的脑梗可能会随时发作，为了能够及时就医，不方便交出医保卡。于是，居委干部通过垫付的方式帮他配了药，帮忙整理好一大袋的报销材料。在亲身经历了疫情期间的不易，以及居委干部给予的温暖之后，邱老伯终于敞开了心扉，后来配合工作积极签约，顺利搬家。

在曹家街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周洁看来，如果要问群众工作的关键是什么，那最好的答案一定是“将心比心”。居委和群众之间的沟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公对公”的工作。两者交流的地位是平等的，感情是浓厚的，只有大家都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才能真正解决好问题。旧改征收，征的是房，暖的是心。

“宝兴十法”是一套相当全面的工作方法，是能够解开居民心结、叩开百姓心房、走进居民心里的“法宝”。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创造高品质生活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旧改正是老城厢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第一步。

在“宝兴十法”产生时，还没有疫情，它也在实践中，不断升华。正如老西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姚恒衡所说，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难度，我们要把危机转变为工作的机遇、契机，推动老城厢旧改可以更加顺畅，更加迅速，让居民的居住条件可以进一步加速去完善。只有结合当地社区的情况，将“宝兴十法”继续发扬光大，社区工作者才能以旧改为牵引，及时了解民情民意，回应居民诉求，从而帮助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能更好地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

征收所里“有故事”

片区封闭管理以后，征收工作暂停，多数经办人立马原地转为志愿者，就近支援街道做志愿者。基地里住的条件有限，他们要么睡躺椅，要么打地铺，就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月

为了推进梦花街片区旧改工作，黄浦第三征收事务所和第四征收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今年3月中旬，疫情在梦花街开始有了苗头。工作人员在做好自身防护的情况下，通过分时分批预约的方式，让居民错峰来基地商谈、签约、领取材料，场所尽量安排在室外。针对不方便的居民，经办人送服务上门，隔着铁门和居民见面，有问题可以当场解答。另外，经办人还给上了年纪的老人提供额外服务。有些老人家不方便外出，经办人就帮着买药买菜，上门的时候给老人带些需要的生活用品。

疫情初始，经办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思想上产生过波动。第三征收事务所副总经理王超说：“有不少人都来问我，说咱们基地一定还要开吗？我们必须要上门去做工作吗？我有时候还要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有时候就得讲点奉献精神，既是为了帮助居民尽早搬离老旧小区，也是为了尽快完成黄浦区成片旧改收尾任务。”

片区封闭管理以后，征收工作暂停，多数经办人立马原地转为志愿者，就近支援街道做志愿者。基地里住的条件有限，他们要么睡躺椅，要么打地铺，就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月。最难的时候，几个人分一包方便面，一天只吃这一顿。后来在上级南房集团的支援下，找到保供单位，订了盒饭，才把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4月份，第三征收事务所经办人吴斌出来做志愿者时，家里的父母、妻子、女儿全部被感染，被送进了四个不同的方舱。吴斌是家里的顶梁柱，却没办法回去帮助他们。王超介绍说：“那时候小吴的心情有点起伏，觉得特别对不起家人。我们也很同情他，都做他的思想工作。后来这个同志觉悟也挺高的，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其实他也只是个代表，像这样的事情当时真的还有很多。”

6月恢复如常以后，大家又重新回到旧改征收工作岗位上，忙着帮助居民签约搬家。第四征收事务所负责人田力说，疫情改变了许多人对旧改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也让经办人为居民提供的服务更加具体，比如帮居民借房子，一些房东听说是梦花街来的，就不愿意接收，经办人就要多费一些周折；一些没有子女帮助的独居老人，要帮助他们找中介公司或养老院。总之，一定要保证居民都能够顺利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