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浣
三年前我搬进加州有上万人、200多个俱乐部的老年社区。在参加活动时,一位看上去80岁左右、端庄优雅、慈眉善目的女士特别引我瞩目。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介绍自己名叫特蕾莎。她轻盈的舞步,挺直的腰身,灵动的旋转,让人无法相信她实际的年龄已是91岁。
一次散步时遇上特蕾莎,她说刚做了上海烤麸,要给我送来。我哪好意思要?可不一会儿,就听到门铃声,烤麸已送上门了,美味而不油腻。她做的咖喱饺、蛋塔也常常挂在我家的门把手上。她的上海腔、轻盈的举动,总让我不自禁地想起我的妈妈。我称她“王阿姨”,她很高兴。别人都叫她特蕾莎或周太太。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称呼她的原姓氏。她说我是年轻人,哈,其实我已经是70岁的人了!我们是人约黄昏的两代人。
一直想听她讲讲过去的故事。一个月前,老年社区报刊登了对王阿姨的长篇采访,我便打电话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什么时候听您讲讲?”她说:“那你可得快点啦,不要等到我说不出话了!”是啊,她已经94岁了。于是我第二天就登门拜访,每周一次去她家聊天。
王阿姨1928年出生于上海,父亲王振芳曾任上海中国银行襄理以及云南、广西和广东省中国银行的经理。王阿姨小时候住在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中国银行大院。院内有很大的草坪和礼堂,她父母的婚礼就是在这个礼堂举办的。看得出她十分难忘童年的快乐时光。
然而,童年的回忆又是不堪回首的。“八·一三”后,才9岁的王阿姨常常瑟瑟发抖地听着隔壁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里传来的爱国者的惨叫声,她还亲眼目睹了日本人枪杀坐中国银行班车回家的三位青年。1938年父母携全家和部分职员离开上海,在昆明,王阿姨亲眼看到天上成排的日本飞机向地面成串地投炸弹,炸死了数百平民。
1950年1月,她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又到达北卡州,进入了梅雷迪斯大学(女校)。有意思的是,在王阿姨离开上海后不久我出生了,来到了上海。北卡也是我到美国的第一个州。王阿姨在哥伦比亚医学院病理实验室做过研究工作(又和我后来工作的实验室在同一楼层),也当过中文老师。我们越聊巧合越多。
1951年在纽约的一个聚会上,王阿姨遇到了周鹤先生。聊天中得知他也来自上海,曾是交大的第一名,当时正在读博士。这位理工科的青年才俊,一眼相中了王阿姨。他的帅气、优秀和绅士风度也深深打动了王阿姨。1953年他们结为夫妻,从纽约搬到了新泽西州(也是我居住过的地方)。周先生醉心于机械设备的发明,先是在公司里当设计师,后开厂做自己的专利产品(获60多项专利)。王阿姨则从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小姐变成了无所不能的家庭主妇,甚至还帮助周先生在自己家的车库制造产品。两个孩子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质,女儿现任伯克利大学建筑系主任,儿子成了心脏外科的专家。
王阿姨不仅相夫教子,还为自己的父母养老送终。王阿姨的父母1962年退休后搬来与他们同住。母亲中风是王阿姨第一时间抢救的,她掰开了母亲紧锁的牙关,掏出了堵在咽喉的舌头。在送上救护车前,母亲已经苏醒了。王阿姨直到现在还动情地说:“我妈妈这辈子太不容易了,抗战时大着肚子还带我们逃难。”所以她要加倍地让父母晚年幸福。
王阿姨至今还一直参加合唱团、交谊舞、排舞、话剧、麻将等活动。除了每天外出走路2000-4000步,还常去健身房锻炼。她不仅自己开车,还常常接送不会开车的朋友。尽管她的钟点工一周会来两次,但她自己还烧饭,整理东西,保持自理的能力。我一直担心自己有一天不能处理名目繁多的账单,但是看到王阿姨房屋、水电、税务、保险,无一不是自理,每一笔支出都记录在册,深受鼓励。
王阿姨的心态非常平和。先生去世后,未免孤独,她努力让自己走出去。她告诫自己:不抱怨,心情舒畅,爱自己,也爱别人。面对疫情的阴霾,她眼里看到的却是唱歌的小鸟又飞回来了。她说:“我每天要感激三件事。比如今天,第一要感谢小浣来看我;第二,我的玫瑰花开了;第三,儿子每天打来电话。想想就会开心。”
有幸在自己的黄昏时分遇上了王阿姨。我年轻时常常没有耐心听父亲讲过去的故事,让我后悔不已,现在的我无比珍惜还能够聆听年长邻居的人生经历和至理真言。她的智慧、情愫和修养,让我深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