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时期，上海的红色学堂

平民女校

外国语学社学员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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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为此创办了一批培养各类人才的红色学堂。其中，外国语学社是党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平民女校是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这两所学校，实实在在地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其中绝大多数人后来成为党的事业发展壮大的核心力量。

“藏”在家中的平民女校

◆赵雁冰

走进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所在的辅德里，沿着狭长的通道向里，一扇乌木门旁刻着四个字“平民女校”。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在这里创办，当年，李达每月花费50元稿费租下的住处，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秘密设为校舍。从这幢两楼两底的小楼里，走出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妇女先驱——丁玲、王一知、钱希钧等同志，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妇女解放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50元稿费租校舍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工业的主要发源地，纱厂多、烟厂多，自然女工也就多。可因为旧社会女子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妇女运动的开展举步维艰。陈独秀和李达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认为，党急需培养一批妇女骨干以领导妇女运动工作，适应革命需要。

1921年10月，陈独秀与李达商量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以期养成妇女运动人才，开展妇女工作。由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共产党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不能公开办学，所以平民女校是以李达夫人王会悟所在的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进行筹办的。

李达租借了住所后面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44号）作校舍。鉴于当时党的经费紧张，每月50元的租金由李达用自己的稿费支付。1921年12月10日和25日先后两次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妇女声》和《民国日报》上公开刊登了招生广告。翌年2月，平民女校在上海正式诞生。

革命家名人皆任教

平民女校的学生年龄差别很大，从12岁到30岁左右，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从文盲到初中都有，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向往革命，渴求真理。

当时的师资阵容十分强大，以高级班为例，陈独秀教社会学，高语罕、邵力子教语文，邵力子教授的文章都是报纸上、杂志上、小说上所载的译文或评论。陈望道教作文，张守白教国语文法，茅盾（沈雁冰）、沈泽民和美籍教员安立斯女士教英文。李达教数学，还特别为学生讲解马列主义原理……此外，为拓宽学生的视野，学校常请教师轮流作讲演。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等许多革命家或知名人士都在平民女校担任过兼职教员或举办过革命讲座。

平民女校的办学制度，精髓正体现在“平民”二字。高等班每月两元。初等班每月一元。凡加入本会工作部者免收学费。沈泽民在《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一文上指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实现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

展厅内，还有当年的学堂模样。坐在条凳上，看着黑板上书写的“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好像和百年前的女学生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展厅内有一份《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校规》，带着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百年前女校的规章制度和运作模式，是研究平民女校历史的重要参考史料。

为拓宽学生的视野、让学生接触社会，除文化课外，女校还组织学员积极投身社会活动。1922年3月19日，女校学生参加了上海工人和各界人士举行的黄爱、庞人铨追悼会，抗议军阀杀害湖南劳工领袖。4月、5月，浦东日华纱厂3000多工人两次举行罢工，女校学生向纱厂罢工女工进行慰问与宣传。女校学生还参加了全市学生组织的罢工工人经济后援会，挂着竹筒、拿着小旗，不顾巡捕的威胁，到街上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大大地鼓舞了罢工工人的斗志。

原址仍可上堂课

1922年底到1923年初，学校因经费拮据等原因停办，部分学生后来进入上海大学或上大附中继续学习。平民女校虽然只开办了八个月，但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全校学生30多人，王剑虹、王一知、丁玲（蒋冰之）、高君曼、王会悟等都曾是学员。作为我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为党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妇女干部，她们中间有的成了坚强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有的成了著名的作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平民女校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人运动史、妇女运动史和教育史上都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1984年5月，平民女校原址被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9月，被上海市妇联命名为“上海妇女教育基地”，2021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如今，现代女性仍然可以走进平民女校，上一场沉浸式情景党课《起点，巾帼的觉醒》。这个参观项目面向普通白领女性、女学生等团体公开进行社会预约。通过讲解员的现场演绎和与角色互动，学员们可以跟着女校的校务主任李达先生和女校学姐一起开启时空之门，身临其境对话百年前女性先驱，探寻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

石库门里的外国语学社

◆吴冠玟

“1920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刘少奇、任弼时等几十位进步青年都曾在这里艰苦学习过。教室小，学生多，大家就站着听老师讲；晚上，同学们在二楼打地铺，头碰头脚碰脚；大家半工半读，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五个人分吃四个人的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馆长洪颖哲说，也是在这里，他们将外语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相结合，打下俄语基础，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后，踏上了赴俄留学的道路。

学费每人两元

100年前的上海法租界渔阳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中心、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和初创时期重要的活动场所，是20世纪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梦开始的地方。新渔阳里6号是当年“外国语学社”所在地。

这所学校的成立源起1920年4月，俄共和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为首、杨明斋（俄共党员）为翻译的代表团赴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进行接触，商议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组织和建立外语学校，为输送学生赴俄留学提供有利条件。“当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在这里创办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创办一所外国语学校‘以避耳目’，毕竟石库门是居民区，如果这里总是人来人往会引起怀疑，所以办个学外语的学社也就说得通了。”洪颖哲说。当年9月，外国语学社挂牌成立。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人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学社在《民国日报》刊登招生启事：“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

虽然登报公开向社会招生，但大多数学生还是由各地革命团体组织介绍来的。

教学条件艰苦

在这里，李汉俊教法文，李达教日文，袁振英教英文。俄文教员有杨明斋、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以及19岁的老同盟会会员王维祺之女王元龄。

作为培养留俄学生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讲授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均亲自为学生授课。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学员必读书籍。

校舍是两层楼的石库门民居，楼下是教室，楼上客堂是团机关办公室，里面放了办公桌油印机，楼上东厢房为一部分学生的寝室，刘少奇、俞秀松、许之桢、柯庆施等住在这里。住在二楼的同学，有的睡棕绷床，有的用条凳拼一个板床睡，也有的就睡地铺……随着人数增加，原有宿舍越来越拥挤，刘少奇主动与部分学员在附近另觅住处。他们每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仅五元六角，经常五人包四人的饭分着吃，省下一份饭钱用于买书报。

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零基础学俄语挺难的，在近8个月的学习时间里，这里的同学不仅掌握了基本的生活语言，还能用俄语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许多学员都在外国语学社期间，完成了思想上的重要转化，踏上了革命道路，我党第一批赴苏俄留学生主要来自外国语学社。从1921年春开始，学社学员分批赴俄学习。

放学之后很忙

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参加上海的革命活动。学社实行的是半工半读的教育方式，学员一般上午学俄语，下午除自修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工人运动，有时上街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每当游行时，走在前面举旗杆的经常是这些熟面孔。此外，学员们在课余时间还为《劳动界》周刊和“华俄通讯社”缮写和校对稿件。每天，校长杨明斋一宣布放学，李启汉和他的同伴们就箭一般地离开外国语学社，去印刷厂完成下一期周刊的最后一道工序，刘少奇课余也在《劳动界》周刊做收发和缮写工作。

“石库门房子特别适合隐蔽，作为石库门里弄，房子大都长得差不多，弄堂还有多个出口，每幢自成独立空间的建筑，均辟前、后门，遇紧急情况撤退方便。”洪颖哲说，“比如学社的二楼上面其实还有一个晒台，遇到巡捕来抓人等紧急情况，老师和同学们可以从这里撤离。”可以看到，当时学员们不仅学习条件艰苦，革命工作也是惊心动魄的。

1921年春天以后，由于外国语学社的主要领导和大批学生赴俄留学，同时学社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和监视，学社于年底退租新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自行结束。上海外国语学社开办时间仅一年，但是在这短短的一年中，她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一批革命的种子，输送了一批革命干部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去学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1958年，刘少奇曾重新回到“外国语学社”旧址，他在教室的一张课桌后边坐下回忆往事，他感慨地说：“有些同志已经牺牲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