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生日，我给社区党员上党课

何占豪

90岁生日那天，我去东明社区给那里的党员们上了一堂党课。

那天，我演讲的主题，一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代的音乐工作者”。二是“没有共产党，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我生于1933年，上海解放的时候只有十五六岁。我是浙江诸暨人，从小就是一边念书一边放牛。那个年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年代，所以我从小就目睹了日本鬼子的种种罪行。

另一方面，我也很早就听到了革命歌曲，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苦难的国家。少年时代，我的心里就刻下了国耻的沧桑。

当时我家乡还属于沦陷区，但是聂耳的《码头工人歌》等已经传到小学里来了。在乡里的唱歌比赛中，我第一次得奖，三等奖。我的音乐老师也是校长对我说：“你将来就做个音乐家吧！”我回答：“我不做音乐家，我要用科学救国，做科学家。”

高中毕业，我收到家里一封信，说家里没钱了，只能自生自灭。正好浙江省文工团招考，考试内容是普通话。我找了个马来西亚华侨教我普通话，那个考官误以为我讲得很好（实际上只会那两句），就录取了。

进去以后要表演，我不会普通话，导演就骂我是哑巴，我哭得很伤心。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队伍的温暖，共产党对我们青少年非常爱护，大家来教我普通话，教我演戏，就是这样我真正感受到了党的温暖。那个时候我们脑子很简单，什么是共产主义？不知道！共产主义大概是每天早上可以吃大饼油条，那就是共产主义。

我怎么又会走上音乐工作的道路呢？当时我们文工团的小青年，长大以后就不能演小孩了。所以我第二年就被调到乐剧团去，他们教我民间音乐，我帮乐剧演员识谱。总之，这要归功于共产党对我们青年的培养。

我怎么会考进上海音乐学院？实际上我的水平很低，是我的老师推荐我去考。我想着反正也考不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面试时，老师说我技巧是差了点，但是乐感比较好。就这样，我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

到了音乐学院，第一课就是学习毛主席的《讲话》，中心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学了之后，我们马上下乡到浦东的三林镇。那时的农民朋友没见过小提琴，非常好奇，一开始对我们非常热情，我们就给他们演奏课堂上学的西洋乐曲。我们问他们好不好听？他们说好听；听不听得懂？听不懂。当时我们以为多听听就懂了，结果后来人越听越少，台下的人还不如台上的人多。只有个老妈妈坚持到最后，演完我们问她，为什么只有你喜欢我们的音乐？她说，因为你们坐的凳子是我家的。

我们当时哭笑不得，就问她你们到底喜欢什么？她说越剧、沪剧。于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提出来，小提琴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农民服务，就必须民族化。因为我是农村来的，我最懂农民需要什么，农民需要越剧。

我刚从越剧团回来，就把越剧的唱腔和过门改编，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我没学过作曲，只学过简单的和声，为了农民的需要，凭感觉写了个曲子，就取名《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自己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录了以后放给农民听。农民反映“我们懂了”。我们就很高兴。所以说，《梁祝》出自“农民”，再具体一点是，“上海三林镇农民”。

第二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学校党委书记希望我们写一个大曲子，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从上交的三个题目中选了《梁祝》。

领导要我在《小梁祝》的基础上写《大梁祝》，我有些担忧，因为我是拉琴的，又不是专业作曲的。后来，领导做了我一整天思想工作，他讲了一句关键的话：“你不要以为贝多芬、莫扎特头脑里的音乐是天生的，他们的音乐也是从当时的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为什么你不可以提炼呢？”这下我思想就通了，从“要我写”变成了“我要写”。

所以我可以说，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没有“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样的指示，没有像我们学校党委书记这样的干部，今天就不会有《梁祝》。

（整理 朱原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