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英与我父亲的交谊

周允中

1934年，我做律师的祖父，因为生意上的原因，迁居到法租界的长乐路大德村营业。年底，有一位青年来拜访我父亲周楞伽，经自我介绍，原来是东北作家李辉英，他是从《新中华》杂志编辑钱歌川处，打听到我父亲住处的。

李辉英（1911-1991）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大金家屯，16岁只身来沪，后进入中国公学中文系学习，与何家槐等人是同学。处女作《最后一课》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北斗》上。他的长篇小说《万宝山》受到了周扬和茅盾的盛赞，被列为《抗战创作丛书》之一。他和鲁迅有过交往，后来参加了左联。

来找父亲时，李辉英就住在九星大戏院隔壁切面店的前楼。从此两人经常来往。李的家中只有一妻一子，完全依靠写作维持，生活十分贫困。两人结友后逛书店，访文友，曾去过王任叔和穆木天的家里，吃过便饭。还在河南路喝冷饮时，遇见崔万秋，经过李的介绍，崔邀请我父亲以后能替他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写稿。

不久，我父亲在光华书店遇见了过去租住在我家江阴路的房客姜克尼，他是著名的电影演员，还是市党部的整理委员。听说我父亲在写新文艺作品，就邀请我父亲帮助他一起编辑《文艺电影》杂志。父亲表示，虽然写过一些影评文章，但与电影界不熟悉，婉言拒绝。事后与李辉英商量，李劝他接受下来，因为姜答应使用稿件有绝对自由，他可以向左翼作家拉稿，把刊物变成带有保护颜色的进步刊物。刊物发表过李辉英的散文《龙潭山》，文章描绘了家乡绚丽的景色和无穷的思念，从侧面抨击了日寇侵略东北。第三、第四期刚出版，因为亏本，杂志突然停了。父亲十分生气，因为李辉英拉来了徐懋庸和沙汀的文章，还发布了广告，却如此草率结束了。

1935年是杂志年，李辉英编辑的《创作》，是一份很有分量的大型刊物，几乎每期都会刊登我父亲的一篇小说。但有一次，在熏风出版社，当着老板汪淼的面，李竟然退稿，引起我父亲大怒，李显得十分无奈和窘困，还是庄启东从旁劝说，指出作家不是每件作品都是上乘的，需要不断深入和提高才是。

随着营业的发展，祖父将律师事务所，搬迁到了南京路三阳南货店的隔壁，大沪银行的楼上，由于相距较远，李和我父亲来往就少了。

这一年的秋天，因为《新生周刊》发表了易水的文章《闲话皇帝》，日本认为是在侮辱天皇，对国民党当局大肆兴师问罪，政府加紧了对文艺作品的审查和封锁，李的小说集《山河集》和散文《岁月集》都在答应出版的基础上，遭到了退稿，原因是内容涉及到了东北的题材。

1935年初，我父亲决心写作30万字的长篇小说《炼狱》，内容以“一·二八”事变为基础，反映当时青年的不同走向。李多次劝说我父亲停止写作，说决无可能出版，而且会遭来当局的迫害。但我父亲已经欲罢不能，到年底终于竣工，并自费出版，结果销路颇佳，初版一千册销售一空。北新书店老板李小峰来电话催我父亲赶快添货，书到立即付款。正要去送书，李辉英来访，就向我父亲要一本。父亲道歉说家里已没有存货了，书店又催得紧，只好下次再版送他。李没有吱声，抱着书一起送到了四马路。此后，就绝不再来往。父亲一直以为他产生了不满，内心愧疚不已。其实，李是去了北平，受聘编辑《北平新报》副刊，并且担任了北方左联的领导人之一。

1950年李辉英定居香港，1984年来北京出席第四次文代会，我父亲托人写信给他，希望他来上海的时候，相聚聊一聊，到底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可惜这一夙愿没有成功，成了我父亲终身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