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则林
前段时间写回忆任钧老师的文章,提到朱雯老师,又勾起了绵绵回忆。
中文系里,马茂源教授是楚辞专家,他的课,知识含量高;胡云翼的宋词,深受学生点赞,可惜他有政历问题,因此也不能评上教授,或多或少影响了学生来听课;还有调来不久的姚蓬子,他进课堂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西装革履,口袋装着古巴的雪茄烟,兴之所至忘乎所以,一边讲小说史,一边抽雪茄。人缘最好、影响最广的是朱雯教授。他讲外国文学,可坐200多人的梯形教室不仅座无虚席,还有各系科的同学赶来,情愿在后面与走廊站着听。他翻译的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有砖头厚的四大本,令人敬佩得咋舌!还有《彼得大帝》《凯旋门》等许多世界名著,多次重印,深受评论界和广大读者好评。这名气就是一种号召力、吸引力啊!来听课的同学大多从未想过要当翻译家,而是听他的课能增知益智励志,对人格塑造也受益无穷。
后来,朱雯教授的助教、仅比我年长两岁的陈伯通先生告诉我,有一条“不快乐而又有愉悦”的消息:朱教授随着年龄渐长,体力在下降。领导上根据需要,安排朱教授指导博士生,不再为本科生上大课了。我说,下学期升大三,我还想听朱老师的课哩!小陈老师说,朱教授的欧美文学已经讲完了,接着转频道是秦得儒教授讲俄罗斯与苏联文学了。我愣住了。小陈老师又说,朱教授很赏识你的勤学好问,他曾表示欢迎你上门拜访交谈。他和《上海文学》资深编辑、著名女作家罗洪是一对恩爱夫妻。这使我想到第一次上门讨教时刚坐定,一位年长的女士端来茶水放在茶几上,又返过身去拿起热水瓶给朱老师续水。朱老师介绍说:“这是我妻子罗洪。”我想起身向她鞠躬表示感谢,被朱老师按住说,不必拘礼。罗先生穿衣十分朴素,微微一笑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光阴荏苒。1987年春,在衡山宾馆大礼堂,市作协召开文学颁奖会,我来做采访。我当时发表了不少教育题材的短篇小说与散文,武汉《家长报》和陶本一先生主编的《中学语文报》不约而同向我约稿:前者是“沪上名人家教”系列,后者是“沪上名人谈中学语文教学”。就在这段时间,我多次拜访了朱雯老师,闲聊加采访。
朱老师先是称赞我们1957级这批同学,虽然当时耽误了不少时间,后来穷追猛赶,学习很刻苦,成长得很不错,而且特别文明有礼,上门来向他嘘寒问暖的人,比其他级的人多。还有位同学在香港,凡见到朱老师的译作和著作,都买了及时寄来。他点点自己的头又说,瞧我这脑子,名字却想不起来了。我插话说,他是三班的学生温灿昌,原是印尼的华侨子弟。印尼火山爆发引起海啸,全家人都遇难了。他想回去看个究竟,可是很多人都劝阻,要他想穿“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无奈只得滞留香港就业了。朱老师听了大为感叹。
接着他另叹苦经说,现在带的博士生,说实话,布置翻译的作品,不堪卒读。根子不在英语水平,而在中文底子太单薄了。他曾叫八位博士生一起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结果有的两眼白瞪,觉得是遭到“突然袭击”;有的嘴唇在动,“随声附和”应对;当然也有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朱教授说,这就见出差距哎,也可看出不同的情感与理解。说着,他就像过去的私塾老先生,摇头晃脑,以手势相助,高低起伏,有声有色吟哦了一遍,居然一字不差。这令我记忆立即穿越时空回到童年。为避战乱,学校停课,我在隔壁锁老先生办的私塾听了三个月的课,听他的吟哦,我对《百家姓》《千字文》,尤其是《三字经》理解得更深刻了。由此推及,那些博士听了朱教授的吟哦,定会有所触动,有所收获的。
朱教授给博士生重温初中语文课,启发我写了篇《中学语文教学,如何为学生未来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发表在《中学语文报》头版头条,引起不少读者关注。不久后朱雯教授来电话问我,吉林省有家报纸转载了你这篇文章,有没有通过你?我考虑了一下说,现在稿费也不高,没有稿费的那10年,我们也照写不误。不在乎,让他们转载扩大影响也是好的嘛。朱老师笑笑说,你宽容大度也是好事一桩啊!
后来我跟朱教授失联,骑上自行车前去打探,新来的物业所长和居委主任都不知他们搬家搬到哪里去了。我猜测,可能住回松江老家了,但也无法联系上。几年时间一晃而过,我去上师大采访几位老教授之余,闯到母校人事科,一位中年的科长接待了我。他翻阅人事档案提要,告诉我,朱雯老师已于1994年10月7日去世。
朱雯教授一生勤于笔耕,发表创作170多万字,翻译作品500多万字。他在事业上呕心沥血,谱写的心曲高亢又有磁性;我这个伴唱者的心曲,借朱老师和罗洪老师的光芒,也就勉勉强强、马马虎虎唱得算是凑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