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沙龙”

潘志豪

四十多年前，恰逢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之际，中国电影事业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只要看看上海滩那时琳琅满目、星罗棋布的影评组，就可以知道电影的风靡程度了。

其时，全市众多的影评组中，最为活跃的是“三宫”：市工人文化宫的“市宫”影评组、沪西工人文化宫的“西宫”影评组、沪东工人文化宫的“东宫”影评组。

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在南市区的版图内，而南市区工人文化宫的实力自然不敢望“三宫”的项背，但是区里的影迷们不甘人后，希望成立影评组的呼声甚高。1982年，“南宫”顺应影迷要求，也成立了“南宫”影评组。由于我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小说和影评，自然被招在南宫影评组麾下效力。

影评组成立的第一天，“南宫”老主任就召集我们20多个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员开会。某厂的一位青工快人快语，提出：“影评组”的名称“又土又俗”，不如叫“影评沙龙”为好。一言方出，举座皆欢，我们感到这个名称新颖雅致，尽得风流，于是又是鼓掌又是顿足。老主任从善如流，微笑颔首。

老主任在“文革”中曾备受凌辱，但“复出”后办事依然干练大胆。他不仅要求影评沙龙每月开一次影评会，还专门拨出资金，每月出版一期铅印的影评报——《环城影苑》，这刊名就是老主任定下的，饶有老城厢的特点。

为此，我们还成立了编辑组，成员有工人、教师，还有一位副厂长。本人忝列其中。老主任还委派为人正直的老同志吕樟逵专管此事。当时拥有铅印的影评报，而且还有稿费（当然极为微薄），这在全市影评组中简直是凤毛麟角，甚至让我产生有点“奢侈”的感觉。

那时，我工作繁忙，家务又重，业余还要挤出时间写小说，却对影评沙龙的活动从不缺席。虽然参加影评沙龙使我更加忙碌，但那一段时间里我写的影评最多，这也许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当时的影评沙龙搞得如此红火，是因为它具有两大吸引力。

吸引力之一，是每月可以凭一张“观摩卡”免费看一场电影，每场放映两部影片，一部国产片搭配一部外国片，都是当月最受欢迎的影片，令人有先睹为快之感。每次看了免费电影之后，我们就在第二天组织影评讨论，马上写稿、组稿，然后筛稿、改稿，定稿后画好版样送到上钢三厂印刷厂，两天后取回小样，经校对修改后签字交印刷厂付印。当我们拿到几千份充满油墨香味的《环城影苑》时，马上给南市区的各家工厂企业寄去。

吸引力之二，是那种见仁见智，各不相让的讨论氛围。那真是一个纯真率直的年代。每一次影评活动我们都可以臧否影片，月旦人物，因此几乎每次都会发生“口水战”。即便如此，大家都很“费厄泼赖”，和风细雨，以理服人，不伤和气，不骂脏话。尽管会上唇枪舌剑，面红耳赤，但会议一旦结束，马上勾肩搭背，谈笑风生，毫无芥蒂，亲热依旧。

记得我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影评——《悲剧的力量》，那是我在影评沙龙中听取伙伴们各抒己见，开拓自己思路而援笔成文的。文章写好后，一位好友怂恿我投给《新民晚报》，并说认识《新民晚报》一位平易近人的女记者，稿件可以寄给她。我问女记者的芳名，好友说她自称“胡吹”。我怀疑不可能叫这样的芳名，但好友坚称“不会错的”，于是我只能照办。第二天看晚报，我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报上的女记者其实叫“武璀”。我想，她肯定像自己名字那样用武力摧毁我的稿纸，说不定已经把它丢进废纸篓……不料一星期后的1983年10月22日，我的文章居然刊登了，我才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正是凭借这篇影评，我在上海市职工影评比赛中，获得优胜奖（不分等级），奖品是厚厚的两大册《中国艺术影片编目》和一只青瓷花瓶——当年奖品，多为实物，不发钞票。

《环城影苑》自1983年创刊，至1992年由于资金匮乏，加上群众影评日渐式微，终于寿终正寝。即便如此，据我所知，在上海不公开发行的影评小报中，《环城影苑》也是长寿星之一。

直到40年后的今天，我还郁积着对影评沙龙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情结，依然非常怀念当年的影评沙龙里年轻的伙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