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秋天

约草

今年的秋天，微微有点燥热，深秋虚晃一枪。赶上星期天，我总要多跑几圈，这一跑，跑丢了回去的力气。疲惫的我，平躺在一个小公园的长椅上。小公园是我晨跑必经的。我躺在一棵银杏树底下，树上密密匝匝的果实瞪着杏眼看着我，并用地球的引力威胁我。旁边是几棵桂树，残香若隐若现，如舞者朦胧的裙。秋风摇树，桂花沙落，如金色的雨夹雪。

露水打湿了鸟儿的喉咙，把它们的声音洗得透彻。我不知道这个林子里，隐藏着多少鸟类，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就像它们叫不出我的名字一样。它们尽其所能地鸣叫着，悦耳的或者不悦耳的。我闭上眼睛，如同关上一间录音棚的隔音门。大自然便浓缩成这样一个小小的密室，里面只有我和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鸟语。鸟鸣们如同一个个音符，争先恐后地从裤脚、领口和袖口侵入我的身体，在我背部被长椅的木杠硌出的五线谱上集结、跳跃，又通过脊椎神经，传遍我的生命体。

“叽——叽叽，叽——叽叽……”什么鸟的叫唤如此尖锐、透亮，像在年轮上磨过的，如母亲手里纳着鞋底的针尖。于是，在这间密室里，我看见了年轻、漂亮的母亲。煤油灯困顿而昏暗，她的眼睛却专注而明亮。她的双手那么细巧，那么柔弱，可一旦手指上套上一个顶针，就能顶起一股巨大的力量，一针又一针地穿破层层阻力。我望向母亲的脸。越想看清她的容颜，她却越发抽象。最后，模糊着朝我挥手，消失在密室的墙上。

“叽——觉啰——叽——觉啰——”这叫声很近，感觉就在上方的银杏树上，听上去好像是“鸡叫了，鸡叫了”，后面颤巍巍的拖音，把我拖到了某个鸡鸣的清晨。还是炊事工的我，每天天蒙蒙亮就要起床，骑自行车一小时到单位食堂，给单位员工做早点。母亲起得更早，此时，她站在屋前的水泥板前洗衣服，正用毛刷刷着我的那件白衬衫的领子时，我正好推着自行车从她身边走过，轻轻地说一声，妈，我上班去了。母亲说，踏慢点，注意安全。骑了十几米，发觉刷衣声没了，回头，看见母亲正默默地看着我，轻轻挥动满是肥皂泡沫的手。再回首时，密室的墙上早已一片空白。

“吱——吱——”是一串机械重复着的低沉的长音，我想，可能是某只耿直的雄鸟在远处默默守望，如父亲的目光。“吱——吱——”公交车的气门关上的时候，车缓缓移动。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去寄宿制学校上高中，父亲挑着行李，步行半个多小时送我到北闸河车站。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回首，车窗外的远处，父亲抚着扁担，正目送渐行渐远的公交车。

“吱——吱——”胸科医院的电梯门打开了，我和护工一起，推着平躺在摆渡床上的79岁高龄的父亲进了电梯，护工摁亮了那个手术室楼层的号码，父亲用潮湿的目光无助地看着我，就像40年前他送我到北闸河车站，我用潮湿的目光无助地看着他一样。我握着他的手，安慰道：“爸，放心，睡一觉，就出来了。”“吱——吱——”电梯开了，护工对我说，你只能送他到这里，便推着父亲出了电梯。“吱——吱——”电梯又关上了。

这时，“啪”一声，一颗杏果打在我的前额。我睁开眼，重新把大自然从密闭的录音棚里释放出来，把鸟儿们的鸣唱释放出来。我懂了，鸟鸣声声，那是渴望陪伴的呼唤。

这是最后的秋天了，正如父母的晚年。鸟鸣声声，我仿佛听到了远方的呼唤。

夜深人静，那瓶中的歌唱家们就开始了它们的表演，有点像合唱中的阿卡贝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