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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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安

评剧《革命家庭》不是1958年回忆录《我的一家》的复述，也不是1961年影片《革命家庭》的再版，而是在对女革命者命运、成长关系的再理解和新建构中，在时空的不断交错中，为我们展开中国革命的洪流和像小船在洪流中一路颠簸的中国女性，勇敢朝向未来的历史长卷。

全剧从方承迎接上海解放，手捧合家欢照片，倾听丈夫梅清“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嘱托开始。全剧时空交错，舞台叙事富于时代活力。

新婚之夜，二八青春正芳华的乡村少女，戴着红盖头，一身红色的喜服满怀着期待、喜悦、羞涩。她疾步迈进新房，急停，莞尔一笑，拉下红盖头，坐下，满怀着娘亲的关照，一个乡下女孩静静地等待一个读书郎。屋外传来新郎忧国忧民的慷慨陈词。

方承踮脚、探头、窥听，一脸惊讶，革命在对新郎的好奇中开启了她的心扉。第一次揭开红盖头，一个笑吟吟，一个傻傻望，一个“望到了地老天荒”，一个“曾相识亲近异常”。梅清给新娘取名，不仅让江方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姓名，而且耐心教会她书写自己的名字。一幅温馨的剪发图。在江梅清温柔、细心地梳发、剪发的手势下，剪去了方承的粑粑头，以短发的“革命头”与过去告别，意味着一个新时代革命新女性的诞生。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梅清，还要曝尸荒野。面对如狼似虎前来拆坟的团丁，方承挺身而出，以生命护坟。她大义凛然，冷静地给山伢子狗伢子读书垫钱，天寒地冻把自己棉袍改成棉衣送山伢子，脱下自己的棉鞋套在狗伢子的赤脚……以一连串六个最富于人性也最生活细节的反问“是吧？”然后又以六句排比“他想让穷人……”演唱，唤起了狗伢子、山伢子和团丁人性的复苏，哭喊着“师娘，对不起……”扔下了手里的枪。无论变化和陡转，曾昭娟都拿捏得丝丝入扣。

如果说上半场凸显的是夫妻情，下半场打动人心的则是母子情。从长沙、武汉，一路到上海，不惜千山万水千辛万苦，拖儿带女，辗转颠簸，庄严入党，投身地下工作。从长沙到上海，一个重要的意象浮出水面，“母亲”。从少妇到母亲是女人生命的最重要转折。当人类最崇高最普遍的母爱和庄严神圣的革命连接在了一起，就有了一种大地般的博大和险峰兀立、撕裂人心的冲突，以及由此冲突而升华出来的灿烂的光华。

五一游行意外看到儿子的深情一瞥，人海中与儿子失之交臂的茫然虚脱，立安在她睡梦里“笑吟吟地把手招”，梦醒时分一声轻轻的长叹，无不展现了一个革命母亲对儿子的牵肠挂肚。最后第七场，血肉相连的母子，在龙华审讯室审讯官虎视眈眈的目光下，《革命家庭》没有简单地拔高人物。崇高需要细腻，需要层次。在母爱和革命不能两全的撕心裂肺的冲突中，她一次次走向儿子，又一次次被儿子的冷静激醒。这是生命的悬崖边上的诀别，是刀锋下母亲和儿子心灵大爱的袒露。母子之间反反复复在思想的激流中不断地挣扎，肝肠寸断。信服地呈现了方承不得不舍弃儿子的必然。“妈将儿话记在心”“家碎换得山河整，为后代千家万户有和平！”儿子的大爱，在母亲身上的复活，这是一种更浩瀚更博大的母爱。我们看到了革命家庭前仆后继，两代人，献了丈夫，献儿子，“一个一个往前走”的悲壮。

作为中国戏曲领军人物之一，曾昭娟饰演的方承，以闺门旦的表演展现从少女、少妇的清纯羞涩甜蜜，青衣的成熟大气凸显到贤妻母亲大爱情怀，直到老旦的沧桑沉稳，让老练成熟喜迎解放的革命者屹立在舞台上。还有从质朴的乡村妇女，到上海棚户区滚地龙艰难糊口的洗衣工，再到英租界富贵南洋富商太太的角色转换。几乎每个年龄段和角色之间的转换都是无缝对接的。全剧的表演既超越了行当，也超越了流派。

19世纪法国表现派大师哥格兰揭示过表演中的两个自我：“我不信奉违反自然的艺术，但也不愿在剧场看到缺乏艺术的自然。表演的魅力在于演员第一自我的发挥和第二自我的创造。”评剧《革命家庭》中的曾昭娟和方承，不仅有第二自我角色充满人性和革命传奇人生经历的魅力，同时，有演员第一自我个人气质、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的高度艺术积淀，特别是她的古典气质，充分注入角色一股沉稳内敛的内在激情，从而产生了对观众的强大冲击力。在《革命家庭》中，第一自我自身的内敛气质和第二自我的临危不惧、革命的激情和坚定的信念，第一自我高超的艺术功力和第二自我的精神世界，极其自然地流露。

评剧《革命家庭》让我们再度重温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