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
作品好坏不单凭写作本身,更与时代环境有关,取决于作者如何对历史做出回答,功力再牛,格调不高、深度不够也难称上品。且不谈西方经典,《悲惨世界》呀,《人间喜剧》啊,就说咱自己,比如《第二次握手》《伤痕》《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等等,这些作品从文字上讲未必完美,却无疑筑起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至今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亮点。
这里指的“精神高度”与“文学亮点”之间应有某种关联,作品价值并不全在文字本身,不光是怎么写,更是写什么的问题。我曾与《伤痕》作者卢新华交谈,他说写这部作品时有一股情怀奔涌而出,不仅为文学,也为人世间。我理解作者在经历了漫长的卑微与压抑,积淀的情感升华为巨大的慈悲情怀,他无法容忍时空的静默,毅然灵魂出窍奋力一击,以青春的名义向命运发起挑战。只有同情才有正义,只有正义才有批判精神,这正是文学良知的本性,也是好作品无法回避的门槛,当我们用《伤痕》命名“伤痕文学”时,除肯定作品之外,何尝不是向作者的人格致敬。
毋庸置疑,每个作家都渴望写出好作品,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作品的好坏却超出写作本身。当谈论“伟大作家伟大作品”时,话题已漫出文学之外,进入人生的探索。有人强调个性解放,若为自由故什么都可抛;有人秉持悲悯情怀俯瞰苍生;还有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表现出深刻的同情。无论如何取舍,本质上都是人性的文字“物化”,这里我们把勇气和真诚也视为人性的一部分。文学创作走到一定程度,谜底便浮出水面,其终极追求就是超越文学本身,回归到人与社会的初点,简单而直白。如果恰逢纠结时代,文学难免也会纠结,作家的把持必在文字之外,冷暖自知,风中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