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围棋铁粉

华以刚

我笔下的超级围棋铁粉，唯一的所指就是郝克强先生，没有之一。

郝克强比我年长20岁。我对郝克强的经历一无所知，从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就是《新体育》杂志社的社长和主编。我只知道他随和，对我从来没有摆过领导或者长者架子，称我为“老华”，好像偶尔也叫过“以刚”，没有第三个。而我总是叫他“老郝”，从未叫过先生、老师之类，更没有附带其职务的“尊称”。

提起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相信亲历者很难忘记。连遥远的北京都有强烈震感，训练局几百名男女运动员争先恐后下楼避震，而笔者近乎麻木，竟然平静地躺在床上等待出早操。直到训练局命令各队清点人数时，才被汝南师兄强行拽下楼。就这么一个几百人当中唯一不主动逃跑的，却在北京体育馆的练习馆避震时，遇到了老郝：“躲地震真无聊，怎么样，咱们下一局吧？”显然老郝有备而来。说实话，当时环境不安定，人心乱哄哄，队友之间都没有心思习棋，哪有心思下什么指导棋呢？然而话到嘴边，却变成：“连个棋盘棋子都没有，咱们不如随便聊聊吧。”我尽量推诿搪塞。“这不碍事，可以去拿呀！”“老郝，这可不行，有余震的哦！宿舍大楼可不能进。”我只能祭出撒手锏。在一旁的明白人王汝南，窃笑而不吭声，静观好戏。“没有关系的，我可以上楼去拿，给我房门钥匙。”铁粉老郝一锤定音。

我终于无言以对。

新中国成立之后，围棋事业就一直在国家体委的领导下平稳发展。更具体的表述是：职业棋手的组织关系、工资关系都隶属于各级体委，所有的比赛都由体委主办，即便是临时性的集训，也是由体委牵头组织。而1979年7月出台的“新体育杯”，却是由中国围棋协会和新体育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体制外赛事，其性质与日本围棋的“新闻棋战”“头衔战”一样，不属于官办赛事。新体育杯艰难起步，真要吐槽，问题也不少。例如参赛范围有限，很多职业棋手未能共襄盛举。冠军奖金只有80元，低得难以想象等等。但是新体育杯的革命性才是其最大的价值和卖点，堪称吃第一只螃蟹。没有当初这星星之火，何来如今赛事燎原？更为关键的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紧接着第二年新体育杯就诞生了，真可谓春江水暖鸭先知。老郝的嗅觉和工作作风何其了得！

不久前老郝驾鹤西去，令我无比悲痛。我们纪念前辈，寄托哀思时，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总结其立德、立功和立言的实践，学习其中大者。老郝作为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创立者，擂台赛和老郝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很难拆开叙述。以下探索擂台赛巨大成功的综合因素。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围棋整体水平稳步上升，在中日围棋友谊赛中的成绩越来越好。多次率团来华的藤泽秀行先生“听到了中国军团前进的马蹄声”。而日本围棋普及出现滑坡苗头，围棋出版物普遍不景气。日本棋院下属的《周刊碁》为扩大发行量，提出擂台赛的设想。当时日本的经济水平远高于中国，所以经费条件相当优惠。胜方奖金为400万日元，负方也有100万出场费作为安慰。在中日两国轮流举办，中日双方的国际旅费均由日方负担。中方仅需负责客队来访接待费和场地费。

老郝一听说日方提案就竭力促成。但是在中国围棋协会的班子里，老郝只是七八个副主席当中的一个。于是老郝想到了妙手，在主办单位中加上新体育杂志。实际上老郝五六年前就在新体育杯试过水，使用过这种模式。不过当时的是国内比赛，况且很难说是全国性的。而擂台赛可是货真价实的国际双边交流。

围棋事业要发展，赛事多多益善（当时），有经过一定考验的超级围棋铁粉热心张罗，相互取长补短，是一种双赢。老郝长期尽力推动事业，有目共睹，在老领导中广结善缘。例如新体育杯开幕式，就有国务院秘书长金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等出席，国家体委时任副主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于1984年10月隆重开幕时，老郝正在策划筹建舆论宣传阵地。日本有《周刊碁》作为日本棋院的喉舌，中国也要有为擂台赛摇旗呐喊的舞台。果然，1985年1月，《围棋天地》月刊诞生。擂台赛和围棋天地是老郝运筹帷幄的组合拳，充分反映了超级围棋铁粉的魄力和担当。

擂台赛进行过程中，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老郝如果在现场，必定自始至终在对局室观战。老郝正襟危坐，全神贯注，盯住棋盘，目不斜视，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关系者无不感叹，齐声赞为“观棋名人”。如此观战，且不论别人，反正笔者本人肯定坐不住。别人的棋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想不下去的。而以老郝的棋力，要说一直在跟着棋手的思路，似乎也不像。笔者只能大胆瞎猜，老郝是不是恰好找到了清净之处，在静思擂台赛的下一步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