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陈香梅

李景端

上世纪八十年代，身为一名小编辑的我跟陈香梅结上了缘。回想起来，这当中还真经历过一些有趣的机缘。

大约1981年，我从外刊上获悉陈香梅出版了新书，就想将它引进出版，但苦于同她素昧平生，无从着手。恰巧此时见报载，作家邓友梅访美归来，还说他会晤过陈香梅。我喜出望外，立即给邓友梅去信，说明有意出版陈香梅的新作，请他告知陈的地址。邓友梅很快寄来了陈香梅在华盛顿的地址。我立即去信陈香梅，稍作自我介绍，并诚心向她约稿。没多久陈香梅，秘书来了回信，说陈香梅的书稿，已经授权，不便再给我们。这第一次接触，就这样失败了。此后几年，我每逢新年，都向陈香梅寄贺年卡，她也由秘书向我回赠贺卡。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彼时我正要出版一本《端纳在中国》，想来想去觉得该请陈香梅题写书名。去信后她很实在地回信我。她说，“端纳与她是两代人，端纳在中国之时，她还是个学生，对端纳并不熟悉。但又说，端纳在西安事变中起了不小作用，这本书很有历史价值，所以她愿意尝试题写书名。只是她离开中国多年，不大用汉字，所以若写得不像样，你们就别勉强用。”其实，陈香梅题写的书名，字迹端正有力，她说“别勉强用”那是谦虚的话，此书出版时就用了陈香梅的书名题字。1991年，陈香梅女儿安娜一行来南京。安娜在美国南方一所大学教书，会中文，当时正在研究中国历史。我请安娜一行吃饭，席间得知安娜要买一批有关六朝历史的参考书，我立刻表示“这事我来帮忙”。随后我烦古籍出版社同事，挑选购买了六朝参考书20多本，考虑到安娜不好带这许多书，我又将它们委托给江苏图书进出口公司，按出口程序直送到安娜手上。这件事安娜自然告诉了她母亲，以至于陈香梅致信我表示感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与陈香梅以不同方式保持联系了十几年，虽然始终无缘见面，但彼此也算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