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尚龙
我不喜欢问人家家事乃至私密,确切地说,是不善于打听。我也佩服有些人,很善于推心置腹地推出人家的心事和私事。我没有这本事,况且我本就不会轻易敞开心扉说自己家事,怎能苛求人家把心交给我?这无关是非,仅仅是我个人的行事做派;在注重个人空间的当下,倒算得上优点了。
只是,自己觉得做得不错的事情,很可能做得不怎么好。因为不错的标准,常常是自己定义的。有一天或许会发现,原先的定义受到了冲击,冲击定义的人,恰是自己。
侄女的两个儿子在英国读高中,侄女时不时告知长辈孩子的读书和生活。终于等来了不错的消息,一个孩子考上了很好的大学,算是世界名牌大学;还有一个孩子的大学也很不错。侄女高兴,长辈也高兴。聊到高兴的分享,侄女无意间说到一个细节,她的英国邻居,没有一个问过她孩子读书读大学的。要是在国内,从高考前到发榜后,左邻右舍,亲戚同事,都会连绵不绝地问,这才叫作关心。侄女后来告诉我,英国人都不会问人家考什么大学的,这属于私人的事情。
也是在差不多的时候,电视台在苏州河边的一家超五星酒店拍纪录片,邀请我在片中说说话。摄像师要在酒店餐厅大堂拍一组餐饮全景,却遭到了酒店拒绝,理由是,客人来酒店吃饭,是私密的事情,不可以拍摄的。摄像师强调他的镜头是远景,不涉及任何人的隐私;这样的镜头,摄像师不知道拍了多少,从来都是通行无阻,甚至常有客人主动要求入镜的。每天看朋友圈,吃饭喝酒占了很大篇幅。那家酒店还是没有通融的余地。
这两件事情毫无关联,叠加在一起,冲击了我原先有关“私密”的定义。
我自认为是很尊重他人私密的,做得还不错。我很欣赏导演梁山在新民晚报发表怀念赵有亮文章中的一段话:“赵院长从来不说自己的家事,他的生活,我们也不问,这是一种怎样的交往呢?恐怕全世界只有上海人才能做到——工作上极端默契,但是,除了工作,啥都不问,心照不宣。也许,这算一种君子之交吧。”在朋友圈转发这篇文章时,我摘录这段文字作为导语。作家殷惠芬很有同感,立刻留言道:“你的家事,我也不知道,尽管交情不浅。”我再回复:“这样挺轻松的。”
梁山导演说到了上海人的边界感。在以往,上海人的居住空间很小,但是对个人空间的保护愿望很强烈。如今居住宽畅了,个人空间则是有了更高的要求。上海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一方面作为超大型城市,强有力把人汇聚在一起,一方面给人与人之间设立了距离和边界,且每个人都有强烈保护自己边界的意识。这就是城市文明的玄妙,也是上海人际关系的玄妙。
凡有边界,也就有想越界的人。凡有边界,也就有想知道界外事情的人。所要知道的,便是人家的家事乃至私密。市井坊间的信息,就是靠越界者传播的。这方面我很木讷,也甘于木讷。
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人家高考是人家的私事,饭店大堂里随手一拍,是进入到了人家私密的领域。尤其是人家高考,被问者除了很少数得意洋洋,大多数是不理想的失落失意。
这件事情倒是促使我不再关心他人的高考。其实任何关于高考成绩的打听,都是为了比出互相之间的高低,和打听人家的收入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我以为自己的修养又高尚了一点,却是很快陷入新的纠结。有个朋友的孩子高考了。我不闻不问,也真不知道朋友的孩子考进了什么大学。前些天,另外一个朋友婉转告诉我,那位孩子高考的朋友不开心了,说我架子大了,对他孩子高考一点都不关心。我解释了自己不关心的缘由,却是遭到了反诘,高考怎么是私密?我说,高考不是私密,但是重点非重点,考上考不上,事关一个家庭的荣与辱,笑与哭,很私密啊。朋友依旧不满:人家孩子是学霸高考,全家荣耀,期待大家分享的,你怎么可以不问?
看来问还是不问,这不是问题,而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