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念师恩愧未报

陈从周（左）与刘敦桢

刘敦桢先生

刘敦桢全集

◆陈馨

双鬓渐白，益念师恩，盖余之薄负时誉者，胥出师之教益也。

——陈从周

得教新宁刘氏门

同济大学建筑系人才济济，十步芳草。1952年12月至1958年，父亲任建筑系历史教研室主任，他教过建筑设计初步、图画、营造法、造园学、建筑史、园林理论，他的讲课还涉及到考古、版本、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是有课就得教，要教就得认真准备，翻书找资料写讲稿，废寝忘食，母亲说他食也不知其味了，可算是个杂家教员。学无止境，仍需再辟高地。

南京工学院刘敦桢教授，字士能，是中国建筑史开创者，中国营造学社的早期成员，留学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科。父亲后来在古建筑上“薄有时誉”，最感激的是恩师刘敦桢之教益。

认识刘先生是经建筑师汪定曾先生介绍的。汪先生是长沙人，193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38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后曾任之江大学教授，父亲在那儿执教时认识汪先生。能向建筑界高师求教，可助父亲走出自学古建筑的崎路，解“己所不知”之疑。1952年深秋，我父亲在南京见到了刘敦桢先生。

又是一位爱才惜才、对中国古建筑呕心沥血的前辈大师，他温切地接受了这个“土包子学生”，爱其学诚，勤奋，尊师，更欲为中国培养出从事古建筑工作者。父亲在悼刘敦桢教授时痛切地写道：“师，接之温温，垂询频频，不以朽木而弃者。”刘先生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著作、所编教材和盘端出，耐心解其疑难，导其细读深究。刘先生在南京任教，父亲在上海教课，沪宁两地返往求学是不容易的。父亲极尊重刘先生，从不盲目提问，皆深思熟虑，有的放矢。每一次去南京，父亲都将自己所学整理成系统的笔记，谦恭地向前辈求教。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以频繁鱼雁不间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亲密的师生关系。

刘先生热忱善教，多年来他们之间的书信几无虚日，可累积达几百封。刘先生写得很工整，往往一封信达数页，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建筑教材。直至“文革”前，这些书信都按日期排列有序地放在我家那张红木书桌抽屉里，比对父亲自己的文字都呵护珍存得好。母亲说：“你爸爸把刘先生的信藏得最好，别的东西东扔西堆，天天找。”父亲在同济大学建筑系课堂授课的教材就是选用刘先生之教，再附上自己刻苦学习的理解和实际考察，双管齐下，是两代师生之精华传授。父亲说：“韩愈‘传道，授业，解惑’，此唯在新宁刘氏之门得之。”这些书信后几经抄家，荡然无遗，垂老的父亲每一忆起，都会老泪辄下，连道：“对不起吾师。”1972年五七干校回家后，父亲在废箧中意外地发现了免遭一劫的两函，如获至宝，马上交给了刘先生儿子叙杰兄作纪念。

随师从游古建乐

我能找到的父亲与刘敦桢先生直接工作交往的文字记录不多，知希之贵，情老更慈。

1952年冬，刘先生来沪与我父亲同至华东文化部访徐森老，旋去皖南歙县考察，返南京写信详告赴察歙县古建筑情况。1971年父亲在歙县五七干校一年，暇时阅刘师指导张仲一等写的徽州明代住宅一文，将一年来留皖所见记《徽州明代建筑》一文，是对刘师工作的深解及聊补其缺。

父亲在翻阅唐代诗人杜牧《阿房宫赋》时，认为杜牧文对其建筑的描写是以唐朝宫殿为模式，而不是秦朝宫殿之真相，过于夸大，言过其实。1947年张大千曾将唐人画的阿房宫残卷影印本赠他过目，画卷上所绘建筑及人物都是唐朝时的形制服式。他将此影印本转呈刘敦桢先生，并附上自己的不同看法，乞得高师之指教。刘先生速回函，持同一见识：“忝承谬赞，报以莞尔。”又云：“于鉴定古画及于文献能作探究者，古建一学。”他的话是对学生从多领域研究古建筑之勉励，寄之深望；后来先生即嘱我父亲编辑《古代建筑图目》，他编完速呈刘先生阅之。1974年先生下世六年，父亲忆昔日析疑问学于刘师，邈不可再，搁笔掩卷。

我国古代双塔，有两塔形制不同，如山西太原永祚寺明代双塔，1953年夏，父亲侍士能师同赴山西作调查。1974年以濡毫记《古代双塔》念师。

1954年春，父亲因建筑科蒋孟厚主任之邀，于苏南工专任了一段时间课，是因从刘师敦桢和吴丈之翰那里早知其校历史与在教育史上的地位，而欣然前往的。

1955年，父亲参与了由刘敦桢先生主持修缮的龙华塔工作，负责宋塔复原重修工作；次年，刘先生便将修复豫园的大任推给他，是刘师对其扶植。

1957年夏，刘敦桢先生因出国访问，嘱我父亲偕南京工学院中国建筑史研究生及南工同济青年教师同往河南中岳嵩山勘查古建筑，并向诸生做详尽解说辅导，又是委以重任。此行，父亲除于古建筑多有所获，更对宋人山水画法有所新悟。

1964年8月15日，身体欠佳的刘先生还牵挂着中国建筑史会议，推人以诚，不言而信，致函安排如下：从周先生：

前奉大示，悉血压又有所高，谅系神经性，休息后又已平复矣。下走最近半天工作，身体感受疲倦不堪，故又放松要求。

建筑史会议想须分中建史与西建史二组讨论，下走因身体不支，恐不能多参加，拟建议到会同志公推数人主持此事。中建史教科书编写大纲，须18日方能印好，只能开会时分送大家，亦无可如何之事，为抱歉，专复顺候。

1974年夏，父亲应国家文物局及安徽宣城之邀，携俞维国去宣城勘查敬亭山广教寺（院）双塔。8月2日他们始发上海，经南京，车行至雨花台，父亲急呼：“下！”为的是在苍古松柏中寻刘士能师埋骨地。师之墓木栱，弟子依依于师灵，回思昔岁同车访论古之乐，犹在眼前，今哲人长逝，黯然泪下。

1975年8月，父亲应湖南省博之邀去湘讲古建筑鉴定课及勘查，留湘一个月。19日至湖南大学，他以为此校可留作纪念亦今尚保存的一座教学楼，是刘士能师早年设计的，是以建筑史家之手出之的。刘先生设计作品，唯此湖南教学楼及中山陵仰止亭。

士能师曾向我父亲讲述过他的南京中山陵“仰止亭”设计思想。此亭是叶恭绰先生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个人出资建造的。亭建于1931年，次年秋落成。为正方形，四角攒尖顶，亭面覆蓝色琉璃瓦，朱红立柱，庄严雍容。“仰止亭”三字由叶恭绰先生亲书，叶老逝世后，遵老人遗嘱将骨灰葬于“仰止亭”西侧。在刘先生设计的“仰止亭”中，父亲吸吮到中国传统造亭艺术，他构思的南北湖“定亭”，不也是正方形，四角飞翘，面盖蓝瓦吗？颇有“仰止亭”之态。

师生共写园林篇

刘敦桢先生与我父亲近二十年来不仅在古建筑领域互相切磋探讨，在园林方面亦彼此不耻相师，裁长补短，谊兼师友。

刘先生研究苏州园林远早于我父亲，对吴门四园之景尚未觉出奇特之处。父亲阅刘敦桢先生1925年论苏州园林论点有云：“是日凡调查怡园、拙政园、狮子林、汪园（环秀山庄）四处，前二者皆布局平凡，无特殊之点可供记述。狮子林叠山传出倪瓒之手者，亦曲径盘行，崎岖险阻，了无生趣……”1952年冬，经父亲长札详述疏解，他们再赴诸园，刘师叹为异景。此后师生常同客吴门，整日于园林山石间逗留盘桓，畅叙欢谈。归宁沪，还要几乎日日函札抒论。

然“先生深于法，式做法之道”，主张造园重在“式”；我父亲则主在“法”，即造园“有法而无式”，师生于此论点终未尽相同。然他们谊在师友之情，却与日俱增着。在《“式”与“法”》文中，父亲留下了这段难忘的史料。

父亲引录刘先生精辟之句入所撰《苏州园林》。他们于拙政园中部左顾华丽建筑群，右盼天然苍翠两岛，刘先生云：“此为园林设计上运用最好的对比方法。”留园虽以水为主，但刘先生认为：“该园以整体而论，当以东部建筑群为主。”父亲持同样看法。刘先生主张：“池水以聚为主，以分为辅，小园聚胜于分，大园虽可分，但须宾主分明。”父亲首肯接言：“网师园与拙政园是两个佳例，皆苏州园林上品。”

“园之变速也，园之毁也易，故园林记录之功，理应及时整理刊行。”父亲正是以这种急切心理，于1956年由同济大学教材科快速出版了《苏州园林》，曾引起师徒间一段小小的不愉快。然士能师宽仁大度，师生皆光明磊落，他们又频繁往来了。父亲记：“1956年，我的《苏州园林》出版，刘先生有点不高兴，因为他也在领着几个人编这本书，结果这本书到1960年才出，虽然是前辈，但学术研究上不分先后，我单枪匹马，快手快脚，在许多花园毁前抢留了不少资料，成为今日修复古园的唯一参考。我走在老先生前边，他在心理上一时扭不过弯来，但我见刘先生，总是恭谦非常，执晚辈礼，刘先生也是胸襟开阔的学者，不久我们又以忘年交相往来了。”

1957年4月，师生北上同去叶丈遐翁（恭绰）寓所，述说苏州各名园近况：网师园已亭榭无存，花木砍尽，径没池淹，已成废墟。叶恭绰先生听之茫然自失，说：“惟造园艺术本吾国优良传统之一，且群众游赏亦文化福利之所需，今吴门百废渐兴，余终望各名园保其佳构也。”

叶恭绰先生又向他们谈及：在苏州升平桥街14号的徐电发故居假山，传出于名匠戈欲良之手，结构极具匠心，知其者甚少，希望他们能对此园有所规划。后来父亲曾数次做过调查，徐园凭城墙，墙下有丘大假山，右有一装修极精致的阁楼，山下有池，但是否为戈氏所作？还要考证。

父亲对苏州拙政园修葺颇多草率鲁莽处不满，屡劝主其事者不听，为无处不效环秀山庄戈、欲良叠石壁石矶之款学寡闻而恼，向士能师道及此事。1964年6月刘先生复函抒己见，持同样的见地：“前月中旬与童寯先生赴苏小住数天，并至吴江同里一游，匆匆五日，曾遍及诸园，觉苏地石料丰富，用石未免过滥。沧浪亭外岸悉叠石，不露寸土，反不自然。拙政园芦苇丛中竟建石矶，更不知是何用意？询之韩氏父子，谓汪星伯意旨如是，而星伯不承认。不仅与文徵明拙政园图土岸多于石岸，大不相侔，且池水面积日小，令人为之一叹。怡园东侧读书楼原为该园十六景之一，虽颓废不宜拆除，已建议设法修复矣。在王言主任处见台从周一函，以虎丘塔倾斜为念，足证关心古物甚殷，佩极。”

士能师遗札唯此而已，父亲视之珍贵，将其辑入《梓室余墨》中《改园更比改诗难》永存之。

父亲认为汪星伯墨守清同光时叠石旧法，对修古园似非所宜，与士能师有着不约而同之解。但在耦园水榭的如何安排上，士能师主张降低水榭，汪星伯坚持原状，两人争执激烈，苏州邀父亲前往调解，问起他的意见，他还是倾向于汪的意见，认为改动后未必佳。

自1975年12月12日至22日，工业建筑出版社以南京工学院整理改编的刘敦桢先生《苏州古典园林》一书定稿，请父亲参加讨论。这是先生身后大事，父亲尽所知畅抒己见，充实士能师之宏著，十天里，他与刘师哲嗣叙杰联床谈得十分欢快。

1989年初春，南京瞻园要父亲写“碑廊记”，三十年前往事历历在目：1960年先生督催我父亲北上南京修复瞻园，师生朝夕倾心商讨，如何布置园内泉石亭榭楼阁。1964年6月，士能师致我父亲函：“瞻园南部假山正在修整，北山上茅亭拟拆去，易以石屏。”今师仙逝，然园长存，白发弟子记园刻碑为忆师。

父亲每一念及师，怜其为学之诚，处世之道，古之君子之教人，便潸然泪下。他的《悼新宁刘士能敦桢教授》，是我读到过的最感人的追思老师的文章，写出了青年时代如何从游问学刘师之乐。双鬓全白的他，感师念师。刘先生夫人陈静函：“先生对先夫遗著不遗余力，至成其出版工作，还关心刘、陈两族先辈之事迹，虽生日小节，仍留念中，对先生之至诚令人感激涕零，《续说园》‘池馆已随人意改，遗篇犹遂水东流，漫盈清泪上高楼。’觉得先生情真意深。”刘先生公子刘叙杰信写：“父亲去世四年了，惦念他的人还是很多的，而您的关心特别使我们感动。”他将追悼会上的一张刘先生遗照给父亲作永远的纪念。多少次我见父亲对照长思，泪盈老眼。这张放大的巨照现置于南北湖陈从周艺术馆，师生于九泉下永聚，论古建道古园，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