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黎鲁先生

杨以平

数天前，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则消息：“新中国连环画奠基人之一的黎鲁老师于今晨五点零一分在华东医院病逝，享年102周岁”。尽管老先生以百岁以上的高龄离开人世，却仍让人感到悲哀，这些天来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久久不能散去。

黎鲁是我父亲杨可扬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时的老同事，后来调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当领导。之前我和他从来没有过直接的对话，直至父亲去世后，为了写回忆录，我才与黎鲁有了交往。

我父亲去世那年，上海人美社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思会，那时黎鲁已从上海书画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已是近90高龄的老人了，他不顾年老体弱，也前往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些父亲生前的老同事口中，我掌握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手资料，我非常感激他们，他们大多年事已高，但都认认真真地写下了点点滴滴的回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叶文西和黎鲁两位，他们的发言稿洋洋洒洒堪称一篇长文，这些都成了我写《鹤鸣九皋》一书的珍贵素材。

从1969年到1972年，他们一起在奉贤海边的“五七干校”度过。据黎鲁回忆，我父亲的脾气很温和，和大家相处也好。可当时被剥夺了工作和画画的权利，父亲感到痛苦，他以为这下子大概要和画画绝缘了，索性把木刻刀也送了人。后来，父亲想出了一个能让自己继续动笔的好办法，那就是练字。他一有空就临摹毛泽东的诗词手迹，自得其乐。就这样，居然给他临摹了一大本。

父亲去世后，我去了好几次黎鲁在武宁新村的家，他早年参加革命，是新四军南下干部，保持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的家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新村，没有电梯，没有漂亮的装修，最多的便是书籍报刊。他见我来，每次都显得格外高兴，他特别健谈，总有说不完的话，我实在惊叹他超人的记忆力。他对我说，十分敬重我的父亲，他回忆起解放初期刚到出版社时，上面便安排他做编辑室的正主任，父亲那时是编辑室副主任，黎鲁比父亲小7岁，黎鲁觉得自己年龄比可扬小，经验不足，他向上级领导提出要做父亲的下属，但组织上没有同意他的申请，于是他表面上是父亲的领导，但很多事情他是不耻下问的，并且告诉我，他很佩服我父亲。他说，很早就知道杨嘉昌（我爸早年的名字），经常看到他的作品。他让我解开了心中存在已久的疑问，那是我与已故丈夫张子虎完成的父亲回忆录《鹤鸣九皋》中，写到父亲青年时代热衷于丰子恺式的漫画，1934—1935年间，在宁波书店打工的这段日子里，他一方面写点文章，另一方面醉心于临习丰子恺漫画的格式，学着画些街头生活漫画，居然在《太白》半月刊上发表了多幅。于是，他便做起了当画家的梦。1935年初秋，踌躇满志的他离开书店来到上海，决计要当画家了。他考进新华艺专西画系开始“深造”，没过两个月，由于付不起学费而不得不自动选择了退学。我和张子虎到上海图书馆翻遍了1934—1935年的《太白》杂志，找到了几幅极像丰子恺画风的漫画，因为父亲有许多笔名，于是我们张冠李戴地把别人的作品作为我爸的作品放进了书里，后来有研究者指出搞错了，于是在我心中一直有这个疑问，时间应该是没有错的，就是因为作品的公开发表，才给了我父亲这个来自大山深处的青年莫大的信心，有了要做画家的梦想，并于这段时间考入了上海的新华艺专。这段几十年前的往事，是父亲告诉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直到黎鲁告诉我，他在约1934年到1935年，在上海出版的《时代漫画》上，经常看到一些作品，原先以为是丰子恺作品，后来才知道是杨嘉昌的，至此，我才恍然大悟。连我老爸都记忆有误，黎鲁竟然记得那么清楚，这样的记忆力真让我佩服。这次网上发表的黎鲁的讣告后面，发表了他的“忆新美术出版社”一文，详详细细地述说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初，公营与私营的9家出版机构成立联营“新美术出版社”的历史以及对连环画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文章中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惊人的记忆力，他致力于新中国连环画的发展与出版，鞠躬尽瘁，所以讣告中称他是“新中国连环画奠基人之一”，实至名归。

他在新四军南下之前，也曾热爱版画，所以他对父亲的早年作品如数家珍。父亲曾经创作过一幅名为《同行》的作品，刻画的就是黎鲁，黎鲁对我说很满意这幅画。

黎鲁的兴趣爱好也很广泛，在离休之后，有一段时间热衷于骑自行车旅行，一路走一路画一路写，出版了一本书，1998年他的《速写十五省》即将出版，就采用了这幅肖像木刻做插图，特意跑来送给我父亲。在工作之余，对“乾隆十四年东园雅集图”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把所有的人物名字一一对应写就，也送给了父亲。

今天，我写下这些琐碎往事，以纪念父亲的好友，也愿他们的在天之灵继续他们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