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濮之珍先生

蒋逸征

碧空如洗，一个晴朗的秋日，濮之珍先生追思暨安葬仪式在上海福寿园举行。鲜花簇拥中，复旦大学中文系蒋孔阳与濮之珍教授雕像欣然微笑，这对夫妇在分别二十四年后，又将在天上“比翼双飞”。

甫入复旦，我们新生就知道，中文系有对闻名遐迩的学者伉俪——蒋孔阳、濮之珍教授。这是系里耀眼的双璧。蒋孔阳先生是鼎鼎大名的美学专家，著有《美学新论》等。濮之珍先生是成就斐然的语言学家，著有《中国语言学史》等。许多为我们授课的老师都曾上过濮教授的语言学课，谈起她充满尊敬与钦佩。

读研时，我加入了《雅言》编辑部。《雅言》是复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在全国高校中“一枝独秀”。濮之珍教授是顾问，很关爱这份“小报”，在报上谈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词典编纂的变化等。出刊百期时，她勉励我们：“复旦是有重视语文学习、语文规范传统的。”“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语言之一。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语文学习，讲究练字、遣词。……我们要热爱母语，要下功夫学习语言。”

机缘巧合，后来我进入咬文嚼字公司当编辑。濮之珍先生是《咬文嚼字》的顾问，为这本全国知名的语文类刊物的创刊与发展付出了心力，陪伴杂志走过了长长的二十八年。杂志出版三百期之际，九十七岁的濮老专门题词祝贺并撰文《更上一层楼》，肯定《咬文嚼字》多年来在语文学习、研究和规范方面的积极作用。

回想起来，我见过八十岁的濮老，睿智开朗；见过九十岁的濮老，思路敏捷；我还见过整整一百岁的濮老，依然言谈不俗，以她悠悠然的说话节奏，有条不紊，娓娓道来。

那是去年春节，我随王敏、潘佳博士一同登门拜访期颐之年的濮之珍先生，一是拜年，二是商议濮老的本科毕业论文《扬雄〈方言〉的研究》手稿本出版事宜。

濮老的客厅里早已摆满美丽的花，热热闹闹，都是此前拜访者送来的。客厅里挂着好些字幅，如“百岁人瑞”“寿比南山”等等。而最醒目的还是蒋孔阳先生的半身像。濮老言及蒋先生，总是一脸深情与眷恋。

1941年，濮之珍先生考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学校办在四川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她听上届学生说魏建功先生的课深奥难懂，是“天书”，出于好奇去旁听。二年级时，魏先生正式授课“中国古代语言学”，讲文字、音韵、训诂。她学得很认真，获得先生赏识，课外还获指导学习古代语言学著作。魏建功先生要求她研究西汉扬雄所著《方言》，作为本科毕业论文。她就在家里走廊的桌上，凑着桐油灯，花了许多功夫，完成了五万多字的毕业论文《扬雄〈方言〉的研究》，被评为甲等九十分。魏先生开玩笑说：“濮之珍，你教授水平啊！”

这篇论文影响深远，是濮之珍教授研究语言学史的学术起点，“研究成就必将载入当代语言学史”，迄今仍是后学研究《方言》时的重要论文。更为难得的是，这部论文的原始手稿本至今还珍藏在濮老手边。

将近八十年后，濮老手中摩挲的手稿纸张已经泛黄变脆，但保存依然完好。她戴起眼镜，爱惜地捧在手里，一页一页小心地翻着，向我们讲述其中曲折原委：1945年夏天，濮先生毕业，随后抗战胜利了。由于当时学校局面混乱，魏建功先生认为这篇毕业论文如果因战乱而遗失太可惜，就把论文手稿交给了台静农先生，台先生又以挂号信寄给了她。这本论文手稿穿越了战火流年，一直留在濮先生手上。

论文正文之前的两页是魏建功先生毛笔手书的批语。2001年北京大学纪念魏建功百岁诞辰举办学术研讨会和文献展览，濮老带去的这本论文手稿也被陈列出来。北大有关负责人希望她捐赠，但她舍不得，又带回了上海，放在家里。

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咬文嚼字公司总经理王敏向濮老提议出版手稿本。她抬起头，很清晰地、郑重地说：“我同意。我愿意出这本书。”

编辑手稿本期间，我们得到一些珍贵的资料图片，比如濮之珍先生当年学习“中国文字学概要”课程时的笔记，还有撰写毕业论文时做的卡片——当时没有正式的卡片，就用长条的纸裁开来做。台静农先生回芜湖时，将魏建功先生签赠给他的《古音系研究》转赠给学生濮之珍，并在卷前题语：“此书战后殊不易得，之珍从建功兄治方言甚有成绩，今得此书，想于古音研究当益有所获也。静农再记”。这本书的书影以及两位先生的题字图片，也一并放到了书中。

追思会上，濮老的女儿代表家属致辞，发言中专门感谢咬文嚼字公司及时将刚出版的《扬雄〈方言〉的研究》手稿本快递到北京，随濮先生一同西去，了却她的一个心愿。

翻开新出版的《扬雄〈方言〉的研究》手稿本，第一页的照片是戴着学士帽的濮先生，脸盘圆润，目光温和，笑容恬淡。她在青春岁月里，来到依山傍水的四川，认识了几位恩师，爱上了语言学，遇见了蒋孔阳先生。尽管时代风云诡谲，可面前的学术追求之路却是清晰坚定，始终不变的。

从福寿园回市区的路上，迎面凝视我们的是一轮恬淡温柔的月亮。暮色渐沉，暗黄色的月亮出奇地大，特别圆满，我们都发出了讶异的轻叹。“今天是阴历十五呀！”天长地久，月随人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