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片《梁祝》幕后故事

梁廷铎

1952年，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海以《梁山伯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等剧目去参加，《梁祝》获得了演出一等奖，袁雪芬获得荣誉奖（最高奖），范瑞娟、傅全香为演员一等奖。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梁祝》搬上了银幕。

这是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范瑞娟与袁雪芬分别饰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张桂凤演祝员外，金艳芳演师母，有舞台经验的魏小云演四九，演银心的是新秀吕瑞英。这是一个优秀的组合，此时她们已先后加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导演则由对戏曲比较熟悉的桑弧老师担任，他曾拍摄过袁雪芬等人的折子戏《楼台会》及《双看相》等。我在拍摄中担任场记。

当时，各方面的技术条件都还达不到要求。用的是美国伊斯曼胶片，需要照明达到一定亮度，而摄影棚内发电量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经有关领导向市里汇报，在陈毅市长的支持下，将防空用的探照灯调来拍摄使用。探照灯到黄昏时又必须调回作防空照明，我们晚上就拍一些用电较少的镜头。这种进口胶片比较特殊，没有洗印这种胶片的配方，洗出来的片子是无法达到正常还原彩色的效果的。上影技术厂有一位青年洗印技师叫万国强，具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和爱国情怀（他是中国动画片始祖万家的后代），他与一些有经验的技师寻找和参观国外的有关资料，经过数十次的试验，终于达到可以基本上还原彩色。每天拍摄完成连夜送到技术厂洗印，第二天下午样片就可送达摄制组。摄制组又配备了一位专职放映员，片子一到就立刻放映，如发现问题随时就可以补拍。这样的自力更生节约了不少时间和金钱。

袁雪芬和范瑞娟是两位很敬业的演员。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从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10点，她们从上午就要化妆，化好妆还要做头发。古装的头发是很费时间的，袁、范各有一位化妆师负责。为了节约时间，她们主动提出要住在厂里。厂里没有像样的宿舍，就腾出一间办公室来做临时宿舍，房间里也不可能有卫生设备。除袁、范外，金艳芳及吕瑞英也一起同住，屋子中央用布帘隔起来。金艳芳戏份不多，又负责工会工作，对演员的起居生活照顾有加。那时我们厂附近比较偏僻，买东西不太方便，金艳芳知道袁、范等人喜欢吃酸奶，她就悄悄地托厂里的通讯员去购买，她们喝到酸奶非常高兴。有一天，袁雪芬发现窗外的农田里还结着玉米，金艳芳趁休息时就充当了临时采购员。

拍摄的时候正值炎夏，摄影棚内没有冷气，只能用冰块通过大风扇，打出一点冷气，演员穿着戏服，戏曲片有大段唱词，一般镜头比故事要长，一个镜头下来，已是汗流浃背，但从来不叫苦。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有时导演已经通过的镜头，袁雪芬还要求再来一次，拍得更好一点。戏曲片一般都是先期录音，拍摄时根据演员播放音带的唱词来对口型。拍摄《楼台会》的重场戏时，范瑞娟完全深入梁山伯的情绪之中，拍完这个镜头，还没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时导演发现有一处唱词的口型与声带不十分吻合，范瑞娟也觉察到了，于是主动向导演提出再来一遍。她们的这种工作态度使我们深受教育和感动。吕瑞英是几位演员中年龄最轻的新秀。她戏份不多，每天上午坚持练功。有时现场拍摄没有她的戏时，她仍在现场观摩演出，因此进步很快。后来她的唱腔成为吕派，在越剧电影《红楼梦》中她出演薛宝钗。

对于影片的处理，桑弧导演考虑用中国的山水画做背景，带有一定的装饰性，前景则用一些简单的立体布景，使之与戏曲的表演结合起来，这样可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导演请国画家胡若思来画衬景，这是过去很少见的。有一天我到摄影棚里去观看胡先生作画，休息时，我问胡先生爬在这么高的台上作画是否适应？他说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的尝试，要在这么大的天片上作画，比平时的作画要放大好多倍，所以要先画成小样。而且体力消耗很大，画一段时间就要从高台上下来休息。要绘制的画面又很多，如舞台上的十八相送，是靠演员的唱词和虚拟的动作来展现人物不同的心情，再用走圆场的方法来更换场景，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换一次场景，工作量相当大。他绘制的衬景深得导演和摄影美工师及专家们的赞赏。导演又请了著名画家张正宇来担任美术顾问，他有很深的艺术功底，所以对影片的民族化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梁祝》拍摄成功后，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一等奖，以及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音乐片奖。影片在全国上映时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为越剧走向全国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