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造奇
偶然看到《上海纪实》上有一篇写翻译家荣如德的音乐情缘的文章,其中两张照片格外引人瞩目。那是我父亲陈良廷和他的翻译家朋友荣如德、蔡慧、草婴夫妇、郝运、丰一吟等人的合影。照片并没有注明日期、地点,我估计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拍的,当时父亲应该是70多岁的样子,照片上父亲和他的朋友看上去很精神,也很开心。
我知道父亲的朋友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报刊、出版社的编辑,二是他的翻译同行。父亲中学时代就开始给各类报刊投稿,按他自己的戏言,是为了赚点零花钱。父亲从静安寺的家走到山东路的《辛报》投稿,一来二往认识了当时《辛报》的编辑杨复冬(笔名钟子芒)、董鼎山、沈毓刚。虽然父亲的年纪比他们小,但几位编辑都非常喜欢他。董鼎山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一表人才,但年轻时恋爱之路却颇为坎坷,他经常把自己的恋爱经历写成小说发表于当时沈寂编辑的《幸福》杂志上,同时好几次把自己的故事讲给父亲听,说到伤心处更是声泪俱下。
吴劳是著名翻译家、资深编辑,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吴劳比父亲大六岁,早年父亲在华纳公司和朱曾汶等创办《水银灯》时,吴劳就发表过文章。父亲第一部翻译作品——普里希文的《北极蜜》就是在他的极力鼓励下问世的。上世纪70年代后吴劳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做编辑,父亲的多部翻译作品如《战争与回忆》《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册)》等都留有吴劳校订加工的印迹。父亲尊称他为:我的老牌加工师。
草婴先生是翻译大家,也曾是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译所的领导,在编译所组建之时草婴对父亲就有举荐之恩。再后来编译所解散,向上海文史馆举荐会员时,草婴也功不可没。1986年上海成立翻译家协会,草婴出任第一、第二届协会会长,父亲则是第二、第三届协会理事,这些父亲一直记在心。
父亲还曾和我说起这样一件事,70年代初,在家养病的父亲接到通知,必须到奉贤柘林“五七干校”报到。记得那是个雨雪交加的日子,父亲带着行李冒着风雪辗转几辆车,才来到干校,而第一个迎接他的竟然是先期到那里的翻译家、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丰先生把父亲迎进当时的简陋草棚宿舍,帮他收拾床铺,搭蚊帐,看到父亲衣服都湿了,还主动帮父亲烘干衣服,这令父亲感动不已。
这些事虽然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但都是父亲在晚年对我和前来采访的记者提起的。
如何为人处世父亲并没有特意教过我,但从他的言行举止中我体悟到:对有恩于自己的朋友要念着好,要记着情,这是父亲的做人准则。其次,父亲这辈人,尤其是他的朋友,晚年都很忙,有的在抓紧发挥余热,如草婴、任溶溶、沈寂等都是大忙人;有的交际应酬繁忙,此时能不打扰尽量不打扰,最多打个电话。一旦有朋友的佳作问世,如前些年董鼎山、朱曾汶、任溶溶一有文章在“夜光杯”发表,他必第一时间关注,或推荐于我。另外,一旦得知好友生病住院了,父亲肯定会及时抽空探望。如草婴住院期间,父亲曾去过多次医院,还有吴劳生病,也一样。当然,晚年和朋友相处最开心的时候,莫过于文史馆和翻译家协会每年组织的活动,那时候大家可以畅叙友情,也可以嘘寒问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