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外小记

大朵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的这句诗一直以为是人与自然的性灵最和谐的表达。在博山“一以贯之——史从忠书画作品展”上，苏轼的诗化成了一幅“春江水暖图”——一只鸭子，黄色的蹼像两把小桨，一边游还一边回头，想必是看竹外那三两枝桃花吧。画中几笔淡彩似春光斜照入水，诗情在宣纸上晕染开来，书画家的文气入墨，耐人寻味。

书画是精神意识的产物，也是书画家的修养。从忠书画接雪个之气，有天寿之风，老松上的鹰、岩上的雏鸟、芦苇边的鱼鹰、岩上望月的蛙、池塘中怒目的鱼乃至茄子、莲藕、瓶花，在墨的枯、焦、润、湿的变化中，不墨守成规，从古气中开拔来，以雅供养俗，有了自家气象。别致在自拟的题画诗，幽默诙谐，天真烂漫，见其性情以及在俗世里安放自我的智慧。

从忠有一幅《梅鹅图》：一只大白鹅，肥大的屁股朝着众人，长脖子带动脑袋转过来，目光呆滞，有意思的是，这只鹅站在一棵梅花树下，梅花朵朵喷雅气，树下白鹅傻呆呆，看得人不禁哈哈笑出声来。题识：“换取黄庭已成烟，路过西子问前贤。孤山空有小梅在，试把白鹅充鹤仙。”又题：“羲之和靖醉婆娑，鹤是鹤来鹅是鹅。两物原无交际在，入图赖自慢消磨。”这俗与雅之间，是你，是我，也是他。

另有一幅《醉步鸭图》，画中鸭子双脚步态偏斜，身体歪扭，目光恍惚。题诗曰：“茅台嫌价高，家酿亦称豪。不学邯郸步，宁随彭泽操。三垟横复纵，四海避而逃。举目罗山在，归心向内劳。”在题跋中注明“题画诗时常画罢草草便题，不作推敲，偶落平仄不调之弊，知错就改，自笑一番。”其吟诗作画时的随性可见一斑。

诗书画印同源，难在相得益彰。从忠打通了书与画，画与诗的气脉，与落在书画一隅的“天真”“安雅”“浩然气”“恕盦”“东钱湖”“八行堂”“东钱史氏”“八行堂之后”等钤印气息浑然一体，实属不易。这些钤印也暗指了自己的来处。温州的史氏家族可溯至南宋的四明史氏。四明史氏家族是明州（宁波）最显赫的望族。北宋大观二年，宋徽宗设立“孝、友、睦、姻、任、恤、中、和”，称为“八行”，以此选拔人才。徽宗诏用，史诏不就，隐居到东钱湖畔专门伺候年迈的母亲。宣和年间，帝再诏，史诏不赴任，宋徽宗就嘉奖他，赐“八行高士”的称号。后人称史诏为“八行公”，“八行堂”也就成为四明史氏支派的堂号。四明史氏家族出了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三代三位丞相，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之说。史浩的曾孙史榘卿曾任永嘉县令。南宋末年，元蒙铁骑攻破临安，史榘卿膝下的众多子孙四处避难，其子史戊炳留居温州，为咸淳七年进士。

温州龙湾屿田的下垟有史氏支脉聚居，宗祠老门台有楹语云“鄞州溯祖千载盛”之句，谱中记载是从乐清磐石迁徙至此。其中二十三世祖史尊朱，字师晦，号格庵，年仅七岁即通晓《孝经》，十二岁补弟子员（县学生员），将成为岁贡时，却弃去不就，结庐于大罗山，讲学授徒，著有《孝经刊误浅解》《读书浅解》及《史论》《太极图说》，并发明学庸易象诗礼性理等书，成当地一代大儒。温州图书馆古籍部藏有史尊朱著作《孝经刊误浅解》抄本，前面有两页是参与校阅的门生和门孙的名单，罗列有百人之多。史尊朱卒后崇祀温州府学乡贤祠，纪念他在教书育人和理学方面的卓越成就。

从忠承继了史氏家族的家风和文风，仁爱厚道，勤学钻研。他用工楷抄录史尊朱《孝经刊误浅解》的自序，制成十二条屏，以纪念其先祖之德。

陆游《示子遹》里有“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其实同样也在画外，书外。“外”，是进得去出得来的功夫，如苏轼的“竹外”，境界全现。从忠做“诗外”之功，成“竹外”境界。观从忠的书画，人的性灵得到启发，跳出尘满面的生活，看到生活的盎然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