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浙江游记

周丹枫

“乡愁一动，就定下了归计。”这是郁达夫1932年8月在上海所写《钓台的春昼》中的一句话。1933年他举家迁往杭州，此后写了多篇浙江游记。

郁达夫擅于写游记，在他的笔下，胜景似画。他写诸暨的五泄：“一步一峰，一转一溪，山峰的尖削、奇特、深幽、灵巧，从我所经历过的山水比较起来，只有广东肇庆以西的诸峰岩，差能和它们比比，但秀丽怕还不及几分。”他笔下的玉皇山，气势非凡，灵动多姿：“登高一望，西北看得尽西湖的烟波云影，与夫围绕在湖上的一带山峰；西南是之江，叶叶风帆，有召之即来、挥之便去之势；向东展望海门，一点巽峰，两派潮路，气象更加雄伟……”他的游记，往往不只是写景，如写于1933年11月的《杭江小历纪程》，他在游诸暨苎萝山回程时吟有这样的诗句：“杀敌宗爷更激昂”。宗泽是宋代抗金名将，此时歌颂宗泽，绝非偶然，寄寓了他对“九一八”日寇侵占我东北的愤怒情绪，抒发了必须像宗泽抗金那样坚决抗日的爱国情怀。

郁达夫的可爱，尤其在于他的心和笔十分贴近贫苦百姓，《超山的梅花》中有这样几句对乡民体情入微的话：“所以超山一带的梅林，成千成万；由我们过路的外乡人看来，只以为是乡民趣味的高尚，个个都在学林和靖的终身不娶，殊不知实际上他们却是正在靠此而养活妻孥的哩!”

郁达夫这一时期写的游记，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特征，深受读者欢迎和文艺界的好评。有人称他写的这些游记为现代文苑中的奇葩，我觉得并非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