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抉择

赵松

1946年，冯至先生开始动笔写《杜甫传》时，抗战胜利已是去年的事了。但那种山河破碎、生民万苦的感觉，应该仍旧萦绕在他的脑海里。抗战是八年，安史之乱也是八年，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虽然相隔千年，但在冯至先生那里应是有种极为强烈的共时感的。正是在此情境下，他才觉得自己看懂了杜甫其人其诗，必须写这本传记。

时隔七十多年，这部《杜甫传》之所以读来犹新，毫无过时之感，跟冯至先生当时已有深厚的中西古典文学修养，有着宽阔的现代西方文学视野及清晰的认知，尤其是严谨的治学写作态度密切相关。正像他在“前记”里所表达的那样：“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关于一些个别问题，有的采用了过去的和现代的杜甫研究者所下的结论，有的是作者自己给予初步的分析或解决。”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冯至先生在写杜甫青年时的两个犀利的判断。一个是，他认为杜甫在长安期间，受贫困所迫，也受事业心驱使，“为了求得一个官职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另一个是，他认为杜甫当时所在意的祖上荣光、家族传承之类的东西，其实对他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因此，只有等到动摇了大唐帝国根基的“安史之乱”发生后，不得不远离庙堂之上而流离到尘世间的遭际，才是让杜甫从政治梦想中幡然觉悟，并坚定地走上属于自己的诗歌之路的关键。

在冯至先生看来，那个动荡至极的时代不仅重塑了杜甫的灵魂与人生，也让其诗歌艺术发生了质的激变。关键是他做出了最符合自己本性的抉择。实际上，他是有机会改变生存状态的。当他任左拾遗后，只要他少提点建议和意见，这个差事还是能安稳的。但他选择了直言，最后不受待见地黯然离去。当他受严武庇护进入幕府后，只要不计较那些人际之事，想活得安稳适意也并不难。但他只想做真实的自己，于是选择了离开。其实，在杜甫带着家人四处流离期间，也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有亲朋故旧，也有仰慕其才学的官员，换句话说，他在当时是有很多人脉关系的。但凡他是个愿意联络关系并经营自己的人，找到摆脱贫困状态的机会并不难。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生活不管多么的困难，只要还熬得下去，他就会选择承受，因为他不想违背自己的本性。

正是因为这样的抉择，他才会在流离动荡中贫困终生，但是，也正因为这样的抉择，才使得他活成了真正的杜甫，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诗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但看到了国破家亡的普遍性灾难与痛苦，还深切地体会到了底层百姓的蝼蚁般的悲惨命运，此外还有对自然界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时刻感应，于是山河大地、万物生灵才为他全然敞开，向他坦露出最为真实深刻而又丰富的面貌和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