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陈美

我们结婚时，请木匠师傅打了一套实木家具，衣柜、书橱、五斗橱、梳妆台、樟木箱等，把三十平方米的新房塞得满满当当，除了大橱里有几条棉被，其余家具里面空空如也。虽然如此，也着实风光了一番。

然而毕竟我们不住老家，住单位分的宿舍。于是把衣柜、书橱、四仙桌搬学校。一个周日，借一辆拖车，我们一个拉一个推，哼哧哼哧搬到学校。当散落一地的书规整到书橱里，一个可以读书、写字的家初具规模了。

上世纪90年代初，还没有双休日，星期六正常上班。周末，要么回曹老师家，要么回我家。回来时，带足一周吃的蔬菜。儿子出生前基本不上菜场。我们勤勤恳恳地工作，五六年的工夫，曹老师由普通教师成长为教导主任、副校长；我也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崭露头角。事业蒸蒸日上，不知不觉地有了一种觉醒和萌动。“愿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鱼。”我凭着几个有分量的等级奖，叩开了县中的大门。县中领导给我安排了单人宿舍。于是一个小家庭一拆为二。周三曹老师开着摩托车载着三岁的儿子进城来，周末我乘公交回家。每当周日下午返校，儿子就黏着我寸步不离，千般哄骗才得以脱身。

这样牛郎织女的日子持续了一学期。暑假开学，一纸调令，曹老师要去某镇中做校长，教育局领导跟我商量，你不回去，老师们会认为曹校长是“飞鸽牌”，你得做他的坚强后盾。我还能说啥？搬家呗。

衣柜、书橱，锅碗瓢盆，装了满满一卡车。当我关上房门，从楼梯上下来时，我的眼睛顿时模糊了，眼泪倾泻而出。八年，准确地讲七年半，多少个日日夜夜，从宿舍楼到教学楼，我都数得清林荫道有多少棵梧桐树，甚至听得出宿舍楼前小河里有几只青蛙此起彼伏地歌唱。“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在同事们“常回来看看”的告别语中，我们登上了车。

卡车开进镇中，早有老校长率领的年轻教师列队欢迎，然后三下五除二把家具搬进了整理干净的“二房一厅”。我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个二十人左右摩托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镇中。原单位的同事、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来看我们了。才依依惜别，这回又热烈相聚。搬家，变成了庆典。

曹老师开始谋划他心中的蓝图，我安安分分地相夫教子。但意难平的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片草原，还没奋蹄，就被拽回了马厩。难道我一辈子就锁在这里吗？师范毕业，教了两年小学，一年半考完南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课程，我就申请调入曹老师所在的初中，几轮下来，似乎挑战性不大了。而本科自考也行将收官，我要不要尝试一下高中教学？这样我既可以支持曹老师的工作，又可以有自己的追求。

说干就干，我一提申请，高中的领导欣然接受。于是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走教”（不住校）。风里来雨里去两三个月后，我下决心参加高中学校的集资建楼：首付两万元，后面从工资里扣。两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倾家荡产”不算，还从父母兄弟姐妹处东拼西凑。88平方米，两室两厅一卫，大理石地面、木地板、脱排油烟机、消毒柜、冰箱、微波炉，一应俱全。那套实木家具呢，只好搬回老家啦。

小日子虽然紧巴巴的，但红红火火。曹老师每天开着他的“本田125”去镇中，儿子搭乘我们学校的校车去镇中心小学读书。在各方支持下，曹老师镇中的教学楼终于拔地而起了。我教的高一高二学生在市的统考中成绩不俗。我渐渐地找到了感觉，心里满满的。

这样的安稳日子不到两年，市里成立了一所十二年一贯制的外国语学校，正招兵买马。我又心动了。这一回搞大了，把曹老师也拽下水了。他辞去了镇中校长的职务，我们破釜沉舟，一头扎进了外国语学校。他干他的学校行政，我做我的语文老师。那集资楼，成了周末度假的地方了。

那外国语学校把大家的视野打开了。有几个敢于吃螃蟹的，率先闯进了大上海。我们又蠢蠢欲动了。不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试的结果，是搬家。这回动作大了，集资楼里拆得下来的统统搬走。大床、书橱、衣柜、冰箱、电视，还有几大箱子的书，装了满满一卡车。在上海的一隅，我们又有了家。

我不知道人这一辈子要搬几次家，但我知道，家是越搬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