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老院育我从医60春

周小寒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简称市一医院）的前身叫公济医院，创建于1864年。笔者于1964年进入该院工作，至今也已60周年。

1954年，我和父母弟妹等还生活在家乡江苏省宜兴县的农村。秋天起父亲出现了进食就要呛咳的症状，干湿食物均不能进。消息传到在上海文汇报社当记者的大哥那儿，决定立即让父亲赶赴上海，并住进了苏州河畔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经食管吞钡摄片，发现有食管气管瘘，很快就确诊为晚期食管癌，并下了病危通知。限于当时医疗条件，确实没有好的治疗办法。所以，我大哥不敢怠慢，很快就把父亲送回家乡叶落归根。我目睹父亲吃啥吐啥，神志却始终清醒地苦熬了一周而逝。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一颗希望“学医救人生命”的种子，并且知道上海有一家市一医院了得，疑难杂症到那儿就能明确诊断。

父亲病逝后，我们全家在大哥的安排下搬迁到上海。1958年夏，我姐姐突发高热不退，又被送入离家不远的市一医院住院，并很快确诊为伤寒，用药不久便热退逐渐康复。当我生平第一次走进医院去探望姐姐时，姐姐对市一医院的“白衣天使”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再三建议我将来学医，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1959年我从上海虹口中学毕业，报考了医学院全国重点上海第一医学院，被医疗系录取。读到第三学年，上海第一医学院与市一医院建立了教学合作关系，我所属的六班，全部迁入四川路桥南侧的教学基地，吃住上课全在里面，离市一医院仅一步之遥。上课老师主要是市一医院的各科高年资医生。后来见习和实习也均在市一医院。当年在市一医院工作的许多医学界闻名遐迩的专家教授，如乐文照、任廷桂、林元英、赵东生、李继孝、谢桐等等，都曾给我们授过课，带过教，令我终生难忘。

1965年夏，我作为“上医”第一届六年制毕业生，先被分配到华山医院，后又被市一医院的领导点名要到市一医院上班。这正合我意，因为市一医院早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我们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是医院里最年轻、最主要的劳动力。一天三班倒的内科急诊，长期是我主要工作的场所，虽然辛苦，但练就了一套内科急诊的硬功夫。后来我开始医学科普创作，在“大众医学”杂志上开辟了“急诊医生札记”专栏，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文，多次被中华医学会科普委员会评选得奖。以后，我在医学科普创作上一发不可收。

1971年我参与了一项称为“5.23任务”的抗疟新药的研究工作，先后到浙江金华和海南岛山区主持抗疟的临床验证，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磨炼了意志，提高了科研能力。特别是中医研究院以屠呦呦为首的研究团队，从祖国医学宝库中筛选出了抗疟新药青蒿素，并被证明对间日疟和恶性疟非常有效。由此，屠呦呦于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开始重整旗鼓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医卫系统也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发展。笔者所在的大内科，决定正式分解成立各专科，要求工作两年以上的内科医生，分别报名自己喜爱的专业。这时，我的脑海中又立刻浮现出我的父亲死于肿瘤晚期的情景，再一次勾起了我攻克肿瘤的梦想。可惜当时愿搞肿瘤专业的仅我一人，肿瘤科无法成立，建议我去肿瘤病人较多的消化专业。于是我被分配到消化科工作，师从著名的消化病专家巫协宁、王国良教授。直到1994年3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肿瘤科，我担任了第一任主任，病房就设在2号楼的13楼。祖国飞速发展，医卫系统也在日新月异地变化。我们肿瘤科创建至今30年，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水平也有了巨大和飞速的提高。

“一滴水可见太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就，从已有160年历史的市一医院和肿瘤科30年的变化来看，确实是翻天覆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