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庸医

陆其国

《光绪湖南通志》（卷一七九）载有道光十七年（1837年）湖南举人欧阳兆熊本传，称其不仅诗词文章好，性格豪爽，还深谙医学医术。晚清重臣曾国藩，早先参加会试时，不仅铩羽而归，还生了场大病。幸好遇上欧阳兆熊，经后者用心诊治，一个月后，曾国藩终于痊愈，两人也因此结为布衣之交。后来曾国藩进入官场，且手握权柄。为报答兆熊，诚邀他出来做官，结果遭到兆熊谢绝。后者无意为官，他更愿意投身医学事业。

且说同治五年（1866年），兆熊在浙江、江苏一带待了一阵，最后从扬州回到家乡湖南。在苏浙待过一阵，离开时他感触最深的，是那里的医疗乱象。他后来在《水窗春呓·卷上》一书中写道，他由此想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顾亭林说的一番话：“古之名医能生人，古之庸医能杀人。今之庸医，不能生人不能杀人。”这番话的意思是说，古代好的医生能治愈病人，古代平庸的医生也能医死病人。而今天平庸的医生，既治不好病人，也没治死病人。言外之意，即是指医治无意义，病人找庸医治了白治；庸医却从中赚了昧心钱。

顾亭林说的“今之庸医”，是特指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如兆熊引用其意，这“今”也是特指他经历的1866年。1866年的“今之庸医”现象，在兆熊看来也是可怕的。凭借深厚的医学医术功底，兆熊一针见血地指出：“然一时虽不至杀人，小病病气渐衰，或尚无碍，大病迁延失治，鲜不死矣。”庸医遇上小病患者，虽不至于把人治死，但会使其病情贻误。而如遇上大病患者，则会使其被耽误，失去宝贵的抢救时间，最后很难活下来。

正是由于看到苏浙一带一些地方“今之庸医”的乱象，再加上回到家乡后，看到乡亲们看病难、就医难的现状，兆熊遂毅然出资，在家乡开了家诊所，并聘请了十名医生。也不知那时是否要向官府报备，总之，开业伊始，兆熊即对十名医生讲明，以每人诊治三十名患者作为考察参数，然后“考其功过”——凭对病人的治疗效果，考评他们的工作业绩是否优秀、是否合格。总之有“功”则奖；有“过”则罚。至于犯下诸如“药不对症”这类低级错误的，则坚决辞退。除此之外，为培养更多能掌握医学知识和医术的人才，兆熊又开了家医学馆，类似今天的培训机构，并刊刻人称“黄（坤载）氏八种”（内含《伤寒悬解》《金匮悬解》《长沙药解》《伤寒说意》《四圣心源》《四圣悬枢》《素灵微蕴》《玉楸药解》）八种书；还购置《素问》《灵枢》《难经》等医书，供入馆学员学习。学馆为学员免费提供膳食。学期结束，学馆要对学员进行考核，“不熟此书者不准行医”。这里的“熟”，除了要求学员熟读这些医书外，更提倡必须做到学以致用——用学到的知识和医术，为病人医治。这也正是兆熊办学馆的目的。而且那时兆熊就已开始要求学员，学习研究心理学和针灸疗法。正是由于兆熊的积极推广，“一时医风为之丕变”——原先人们看病难、就医难的现状，终于有了大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