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徐永辉 人民是我镜头的主角

徐永辉近影 徐汇 摄

徐永辉寄语家乡读者

上世纪90年代，徐永辉看望恩师万籁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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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泱

在杭州，握着九五高龄的摄影家徐永辉老先生的手，觉得蛮有力道，真是举了一辈子相机的手啊！我说来看看您。他用上海话回答我：“告诉侬，我是上海人哎，从小在徐家汇长大，儿子的名字就叫徐汇。”听此令我兴奋，真是他乡遇到“老上海”了。去年，老人荣获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摄影）。子承父业，也是做摄影记者的徐汇，站在一旁，听着笑着。

1 在万籁鸣门下学徒

一九三〇年，徐永辉出生在徐家汇的一户贫困农家。那时，这片地区不是农田就是河浜。兵荒马乱的年月，母亲深知营生艰难，希望儿子学点手艺，就把十四岁的小永辉，送进市内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万氏照相馆”，这馆是与“王开”“中国”齐名的三大馆之一，由动画大师万籁鸣先生主持。徐永辉从定影药水的配方、照片如何洗放等，一步步学起，在墨黑的暗房里，一干就是三年，有时一天印放的照片达千多张。由于显影药水有化学性，他的双手常被腐蚀得脱皮、肿胀，但他一声不吭。这就是三年的学徒生活啊。有五名上海学徒工跟着万籁鸣学艺，徐永辉是岁数最小的一个。他虽然年岁小，但钻研的劲头一点不小。几个师兄待永辉都不错，当自家弟弟一样关心他。其中三个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哪！他们常在一起，把暗室当秘密活动点，也不避讳永辉。因此，他常听他们讲许多他那时还不明白的事情，但有一句话他印在了脑中：“到解放区去，那里是有饭吃、有衣穿，还可读书学文化的地方”。此后，解放区，成了徐永辉向往的圣地。

不久，三位师兄都先后去了解放区，其中有一位叫陆文骏，临走悄悄对永辉说：“等着吧，我不会忘记你的。”在照相馆里，万籁鸣很喜欢永辉这个小徒弟，常常手把手教他摄影技术。学徒期一满，徐永辉就开始摆弄照相机，不到一年时间，就掌握了人物拍摄的基本要领，可独当一面从事摄影工作了。不久，徐永辉学成出师，按老法规矩，可以闯天下了。他先去了另一家照相馆，又去了交通大学附属夜校进修，但心里仍想着师兄的话，想着解放区。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第一次听到进城的解放军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徐永辉心头亲切无比。六月中旬，家里突然进来一个“不速之客”，他一看却乐开了花：“是你啊，陆文骏。”原来这位师兄到了解放区后，又随军南下到了杭州，这次因公到上海，特地来看望小师弟的。回杭后，陆文骏很快给永辉写来一封信，请他速去杭州南山路，到部队政治部摄影组去找师兄。

真是万氏门下的师兄弟，情谊深厚。书信中都不忘恩师的栽培，不忘上海暗室里相处的岁月，因为给他们这一切打下扎实基础的，就是万籁鸣先生传授的摄影技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徐永辉特地从杭州到上海，去因拍摄《大闹天宫》等动画片而誉满艺坛的万籁鸣老师家，当面向恩师表达感激之情。忆起当年授艺学徒的“学生意”往事，两代摄影人有说不完的话，真正是“名师出高徒”啊。

2 离沪赴杭人生翻新

一九四九年七月，徐永辉从上海到了杭州，在师兄陆文骏的推荐下，考进杭州新闻干部学校，开始了新闻专业的学习。这所学校，就是为刚创办的《浙江日报》及省、县两级政府输送新闻人才的，社长陈冰兼学校校长。半年后徐永辉毕业，到报社实习三个月后，分配去武康县担任通讯干事。第一篇关于农作物防虫害的采访稿在上海《解放日报》刊出，虽只有豆腐块几十字，却让他高兴了好几天。忽然有一天，报社来电话，催他立即赶回去报到。原来社里紧缺摄影记者，陈冰社长想起曾有一个在上海“万氏照相馆”工作过的学员，就让秘书找来了徐永辉。赶到报社，陈社长亲自找徐永辉谈话，了解他在基层的工作情况后深表满意，并郑重地将一台德式“蔡司”相机交到他的手上，叮嘱说：“这是谭震林政委（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给我工作之用，现在你用它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就这样，一台相机，改变了徐永辉一生的命运。

一九五〇年春，才二十岁的徐永辉，作为报社的摄影记者，第一次单独外出采访，到杭嘉湖地区报道农村题材。他想到，一年前他从上海到杭州，准备参加革命工作，心情是何等激动，可途经嘉兴七星乡桥畔，突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列车受损严重，只得停驶，半夜修复后才开到杭州。空袭使当地不少农房毁坏，庄稼田里坑洼一片。这惨不忍睹的一幕，一直印在他脑海里。他想，如今那里情况怎样了？他决定先去看看。一早就到了七星乡，刚进村口，就传来儿童歌声，唱的是他熟悉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循声找去，他到了一户农家，父母与三个小孩，虽然他们的家境还不是太好，衣服上打着补丁，但主人的精神面貌却是开朗舒展。在征得同意后，徐永辉举起“蔡司”相机，拍下了他的第一张农民照，刚刚进入新社会的叶根土一家五口的“全家福”。同时，也开启了他人生的崭新篇章。

3 跟踪摄影七十年

自从为叶根土全家摄影后，徐永辉就一直把这张照片收藏在采访本里，想有时间再去他们家看看。四年后，他在采访途中又拐进了七星乡，特地去村里叶根土家，一看却是人走屋空，十分失望。邻居说：“已经两年多了，不知这户人家搬到哪里去了。”之后，他不甘心，连续四次去这个村找叶根土，都是无功而返。但他并不气馁，第五次上七星乡时，遇到一老农告诉他，叶家不是本村人，这几年他们家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就搬回浙东黄岩老家了。徐永辉默默记下这个地方。一九五九年，徐永辉正好有台州的采访任务，就带着叶根土全家合影照，赶去了黄岩县，来到一个叫凉棚岭的村庄，东寻西问，终于找到了叶根土，两人相见喜极而泣。听叶根土说，自从那次拍照后，七星乡给他们家分了田地和房子，日子越过越好。然而他们想家心切，在两边的乡政府帮助下，终于回到了老家。夫妻俩参加了合作社，大女儿也在社里干活挣工分了，大儿子读小学五年级，是少先队员。如此的农家变化，让徐永辉欣喜不已，说来吧，我再给你们拍一张真正过上幸福生活的“全家福”。

照片拍好带回报社，他配上文字送审。时任社长兼总编的于冠西，立刻被照片朴实的画面吸引住了，挥笔为这组报道写上“一户人家十年间”的标题，并加了前言，配了一首长诗后，签发付印。一整版专题报道，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千百封来信涌往报社，纷纷赞扬《一户人家十年间》生动感人，虽然照片拍的是贫苦农民叶根土一家的变化，却是中国数亿农民翻身过上幸福生活的一个缩影。在一次摄影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的石少华说：“徐永辉的跟踪摄影报道《一户人家十年间》，具有独特的新闻摄影创新风格。”

从此，徐永辉与叶根土结下了深厚友情，前后七十年持续不断采访拍摄，在新闻界开启了“跟踪报道”的先河，并有了“跟踪摄影第一人”的称誉。对一户农家，先后采访五十多次，通信一百三十多封，拍照千余幅，这在中国摄影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从此，徐永辉找到了自己的采访“焦点”，那就是多到农村去，寻找与自己同命运的农民兄弟，与他们交朋友，为他们拍摄更多的照片。叶根土之后，贺金才、李招娣、汪阿金等数十个农民形象，以及一户户家庭，都被他捕捉到镜头中，“跟踪摄影”报道成了报社图文并茂的名牌栏目。这些具有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的作品，见证了我国农民从贫困到走上富裕道路的历程。十年、二十年到七十年，第一代、第二代到第四代，拍摄对象从结婚、生子、入学、入党、参军、盖房、买车，一家家的变化，展现了国家的复兴之路。

由于常跑农村，徐永辉练出了体力和速度。有个小插曲，一九五七年春，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访问浙江，报社派他前往拍摄采访。当他快速赶到杭州中国剧场内，正好见到走进大厅的周总理，总理笑着指着他说：“你的两只脚比汽车轮子还快啊，希望你成为一个出色的好记者。”他赶紧说：“谢谢总理。”当天有48位中外记者到场，而他是第一个赶往剧场采访的中国记者，发出了独家图片新闻《周总理与民同乐》。从这年起，徐永辉的农村题材作品《新式秧田》《农艺试验场》入选国际影展，在荷兰、波兰、匈牙利、苏联等国巡展，他也成为了新中国最早参与出国展览的六位摄影家之一。

那时农村的交通状况并不完善，外出采访主要靠自行车和两条腿，徒步一整天、两整天都是家常便饭，肩上还要背沉甸甸的整套摄影器材，外加一床棉被，运气好时可以寄宿农民家里，或乡里的简易招待所，他觉得只要能过夜就行。为了采访“扫盲女状元”李招娣，他翻过两座大山，终于找到那个大山包围中的无名小村，在山路崎岖、羊肠小道上来回走了六整天。为了拍好一个人物，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一次在天目山区，他想有个制高点，却从树上重重地摔了下来。而每次遇险，他都轻描淡写地说“呒啥呒啥”。

为了摄影事业，徐永辉几十年与妻子沈秀铭分居沪杭两地，上海家里的事妻子全揽下了。报社关心他，曾多次想解决这个问题，把他调往上海的新闻单位，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我离不开这里的农民，他们是我拍摄对象，要长期跟踪下去。”即使退休后，他仍喜欢住在杭州，说生活习惯了，还有两户农家后代要跟踪拍摄，同事朋友见面也方便。

功夫不负有心人。徐永辉七十多年心系农民，他的努力，换来了诸多荣誉。一本本扎根泥土的相册，成千上万个镜头，七十年光影无声，七十年人间巨变。他说：“我一辈子就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

徐永辉的成就，也是上海人的一种荣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