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的致谢

方韶毅

夏衍与20世纪同龄。1985年，他八十五岁大寿，又喜逢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五十五周年。赵超构闻讯，写了一封贺信，托《文汇报》编辑余仙藻转交。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封信一直保存在余仙藻家，最近才随一批余仙藻遗物散出。

信是这样写的——

夏衍同志：

听说上海的一些朋友要对您的八十五岁生日和从事文化事业五十五周年纪念搞些庆祝活动，请允许我在这里向您表示同样的庆贺之意。

您是当今文艺界元老之一。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您在白色恐怖中从事文化界的游击战。建国以来，您仍然同广大的知识界同忧共患。您不是那种以“洁癖”自诩的独善其身的人。您的心愿是跟众人一起走向进步。您一向主张的是好事大家来办，不使一人向隅。这就是您在知识界所以深得人望的缘故。

您是我们新民报的老友，您经常为我们的报纸指迷、解惑、出主意，还写了大量的文章。趁这个机会，谨向您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

祝您

老而弥健

赵超构

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这封信虽然满纸溢美之词，但只要深入了解赵超构与夏衍的交往，就会明白所言皆出自肺腑。就在赵超构写这封信的三个月多前，夏衍还为赵超构第二本杂文集《未晚谈》写了序言，回顾两人四十多年的交往，并对赵超构的杂文创作高度评价。他认为赵超构是继承鲁迅杂文传统队伍中的一员宿将，毫不留情地暴露社会上的落后、愚昧、虚伪的世态，有着与鲁迅一样的可贵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在社会制度发生变化后，与时俱进对新人新事进行满腔热情地颂扬。总之，读赵超构的杂文，夏衍觉得“可以使人振奋，使人沉思，同时‘它也能给人愉快与休息’”。

如果再深究下这些“溢美之词”，似乎“洁癖”云云也是有典故的。早在1940年7月创作的《旧家的火葬》中，夏衍如此剖析自己：“在斗争剧烈的时候，我屡次感到潜伏在我意识深底的一种要将我拖留在前一个阶段的力量，我挣扎，我残忍地斫伐过我自己的过去：廉价的人道主义，犬儒式的洁癖，对于残酷的斗争的忌避，这都是使我回想到那旧家又要使我恼怒于自己的事情。而现在，一把火把象征着我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地火葬了，将隔离了穷人和书香人家的墙，在烈火中烧毁了，我感到痛快，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

当然，此信最重要的是末一段，感谢夏衍在《新民晚报》发展历程中所起重要作用。不单单是专栏作者，而且是“指迷、解惑、出主意”者。这仅凭夏衍的人格魅力和领导地位难以办到，还在于他对海派文化的熟悉，深知小报对于上海市民生活的重要作用。“日报的读者，主要的是要了解昨天所发生的国家、社会、世界大事，他们要看社论、看文件，是在一天工作之前，精神饱满时看的。晚报的读者是在一天工作之后，精神疲倦，茶余饭后看的，所以内容必须要轻松，即使要讲大道理，也要用各种不同的轻松的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讲。”

在新旧转变时期，作为宣传部门的领导，夏衍力促“旧报新办”，建议创办《大报》《亦报》。在这两张小报停刊后，又将编辑理念和办报人才融入《新民报》，使一段时间里无所适从的副刊生产走出困境，带动《新民报》成为新社会的市民报。这样，《新民报》才一步步逐渐壮大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

在拨乱反正时期，夏衍为《新民晚报》复刊立了一功。赵在谟等几位记者以晚报老职工名义写信为《新民晚报》复刊鼓与呼，夏衍将信转呈胡耀邦。后来，胡耀邦在信上作了圈阅，为《新民晚报》彻底平反起到关键作用。换一个角度而言，赵超构在办报过程中，难免书生意气，需要像夏衍这样的懂行领导的鼓劲与推动。所以，赵超构的致谢并非客套，而是由衷。

最后说说给赵超构当传信人的余仙藻。余仙藻还写过一篇《林放和他的杂文》，提及1980年秋天，赵超构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回来，她请赵超构根据会议精神为《笔会》写篇杂文。谈到中午十一点离开，下午四点回报社，约稿已放在案头。当她向赵超构请教快的秘诀时，赵超构笑说，要讲快，快不过夏公。当年夏衍为《新民报》写《灯下闲话》，报社每天早上派人去取稿，有时赵超构亲自去拿，只见夏衍一边啃着大饼油条，一边写文章，不一会儿就写好了。赵超构说，这才是真正的快手。

1985年，余仙藻采访了金庸、史铁生等名家。本以为她将赴京专访夏衍，因此赵超构才托她送信。但我请《文汇报》的朋友查了那两年余仙藻的报道，没有发现她有关夏衍的只字片语。赵超构为什么请她转交信件，就不得而知了，最后竟然将信留在家里，更令人感到遗憾了。个中缘由，希望知情人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