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海伦
第一次看到阎连科当众落泪是在刘剑梅家的饭局上,那个学期他在香港科大教19世纪外国文学。他一个人住在教职员宿舍,平时中午自己在食堂吃饭,晚上他通常是自己做个西红柿鸡蛋打卤面。似乎永远也吃不腻,冰箱里除了鸡蛋和西红柿就没别的东西。周末则经常是我和剑梅轮流叫他来家里吃饭,天色早我们就去科大海边的田径场快步走,我和剑梅一左一右,听他讲文学,这成了我们的日常。
那天我们在剑梅家吃饭,在座的还有人文学院其他的年轻教授,问起连科为何嫂子(我们都喊他太太嫂子)不过来照顾他,他说家里的老狗需要照顾,说现在它已经耳聋眼瞎,步履蹒跚,离不开人,说着说着哽咽起来,两行热泪就滚了下来。一开始还努力克制,但是止不住,我们赶紧递上一盒纸巾换个话题。这条老狗不久便去世了,他的眼睛连着几天都是红肿的。
几年后,我到他北京的家里吃饭,看到了另外一条老态龙钟的狗。嫂子做了一桌子的菜,连科挑了块炖得酥烂的肉,放在自己嘴里咬得碎碎的,然后吐在自己的掌心里,一点一点地喂老狗。他说老狗的牙都已经掉光了,只剩下牙床来磨烂食物;接着蔬菜也是用这样的办法喂食,我们吃饭期间,老狗发出一点动静他便去看,如果看到刚才吃进去的食物又吐了出来,他就再喂一遍,直到老狗趴进窝里躺平,他才放下心来。我这才理解当年老狗的离去,连科的泪水里有多少的哀恸和不舍。
连科面相敦厚,他的大多数照片都是紧锁眉头、一筹莫展的形象,几乎是看不到笑容的;跟他相处得久了,知道他不但很少笑,而且动不动就落泪。
有一次科大数学系的教授约他在校园里的餐厅吃饭,席间聊起他如何离开家乡去当兵,当兵后家里曾经给他说过一门媳妇,最后他还是服从了自己内心的感觉,拒绝了这门亲事。
这段往事在他的散文里写过,他在许多公众场合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但是那天我们开玩笑地问起他和姑娘再次在家乡邂逅的细节时,他说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远处看到她,已经嫁作人妇,一手牵一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一个,生活的粗粝和艰苦很明显地写在脸上……说到这里,他沉默了,眼泛泪光。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场面仍然在连科心里留着一个柔软的位置,触碰到时仍然令他心痛。虽然他和姑娘之间当年只是书信往来,在家人的安排下见过几面,谈不上嫌弃,更不是背叛。姑娘的境况和连科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在连科看来,这仍然是一种辜负。
最近几年,他每次来香港教书,都会去珠海探望文学泰斗刘教授,每一次回来他都心情沉重。看到几年前思想敏锐、条理清晰、可以脱稿演讲的刘教授每况愈下,从可以扶着墙走几步,到坐轮椅;从可以言语交流,到失语;从可以自理,到需要两位保姆全天候照顾,目睹生命正一步步地奔向枯萎、破败,无法控制,不可逆转,感慨人的无奈、无助、无能。我常常陪着他在海边走路,如果他不说话,一圈一圈地走,我知道他不仅眼中有泪,心也在流泪。
让连科签过名的、英文版的书,我一直用来当作礼物送给外国朋友,尤其是他的散文集《我与父辈》,尽管英文版无法跟原版相比,我经常跟朋友解释说“lost in translation”(翻译后原汁原味打了折扣),却还是感动了很多人。实在说,能够读他的中文原版是幸福的,不知道这些感人的文字里曾经流淌过多少他的眼泪。
连科泪点低,是因为他始终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