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电影记忆

（越南）阮刻银微

编者按：这是来自异乡的笔，为上海写下的一组文学肖像。我们邀请近年参与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写作计划”的外国作家，写一写他们的上海印象。

去年九月，我应上海市作家协会的邀请，重返上海参加上海写作计划。在抵达上海的第一个夜晚，我穿上鞋，独自漫步在街头。我曾去过中国的几个大城市旅行：北京、成都、深圳等。但没有哪个地方的夜晚像上海那样热闹，也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一样，能随处遇见外国人。而如今，物是人非。这些纷乱的思绪，促使我一直走着，漫无目的，直到我停在一家熟悉的电影院前。

2019年某个夏日，我在手机软件上看到通知，说将举行为期三天的埃里克·侯麦电影专题放映。我想起了前一个冬天在一家小酒吧认识的一个男人。得知他是拍电影的，我曾问他一个电影专业词汇——“long take”（长镜头）用中文怎么说，因为我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陈英雄，一个喜欢使用长镜头的导演。从陈英雄，我们聊到了法国新浪潮，那是长镜头成为主导风格的时代。看到侯麦的电影专题，我便发消息问他会不会来看。他回复说，已经离开上海去了深圳。于是我和两个对“新浪潮”一无所知的女孩去看电影。她们来自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专攻古文字研究。

2019年冬天，那个男人从深圳回到上海，带我去看一部关于作曲家坂本龙一的纪录片。那部纪录片是由现场拍摄与人物访谈、珍贵旧影像交织而成。影片的大部分内容记录了坂本龙一在治愈癌症后的康复阶段。放映那天，红毯铺展开来，检票员穿着黑色西装，戴着白手套，让我有种去听大型音乐会的错觉。来看纪录片的人并不多，但那一刻的艺术氛围，却让我一直感动不已。

无论是观看埃里克·侯麦的电影，还是那部纪录片，对所有热爱电影的人而言——不管是观众，还是艺术家，都是一次极为美好的体验。这两次观影的地点，都是在大光明电影院。这家影院由一位中国商人与华纳兄弟娱乐公司创始人合作建于1928年，被誉为“远东第一影院”。即便当时还不了解大光明电影院的来历——例如它由一位匈牙利建筑师设计，以当时风靡全球的装饰风艺术重现——我依然能感受到，这家影院就像这座城市的心脏，包容并融合着各种不同的艺术流派。我始终以这样的精神记住上海。对我而言，大光明电影院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在上海的那些年里，我既能把这座城市视作一处陌生而值得探索的世界，也能当作包容自己的家。

那些关于大光明电影院的记忆，让我想起《万色虚无》中的一句话：“人们通过过往的经历来感知时间，而这些经历总是与特定的对象紧密相连。人们以为拥有了这些经历也就拥有了彼此，抓住了时间的流转。这总是一个无尽的循环。”2019年以后，那位旧友再也没有机会重逢。冬天相遇，夏天错过。唯有那些电影院，始终伫立在那里，像是为了见证也为了记录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擦肩而过。我深信，那家近百年的老影院，必然见证过比一段人生更多的起伏与变迁。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而城市的心脏，依然在跳动。我心里一闪而过：外国人终会再次回到上海，像以往一样，不仅出现在电影银幕上，也出现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去体会那股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