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晓康
刚来墨尔本的第一个星期,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开学准备上。一天之内,预约了墨尔本大学北区的五处看房,结果一家比一家离谱,多是因为和网上照片相差甚远,我就像捡麦穗一样,看着看着,后悔起来心想要不然还是第一家吧。
Robert的房子是最后一家,从照片上看,已经是最差的了,我自然不抱希望,但毕竟订好了时间,还是要去露面意思一下。绕过爬满三角梅的篱笆,一抹蓝色先入了眼——是顶用防水布支起的凉棚,棚下站着个干瘦的老头,正举着电话朝我招手。当确认眼前这位与想象中西装革履形象相去甚远的人,就是我要找的房屋经理Robert时,心里默默把“罗先生”的称谓换成了“老罗”。
老罗带我看完房,我就付了定金。让我决定租五处之中最差一处的原因之一,就是其他几处实景都比照片差很多,而这套房子居然要比照片上好看——他随手一拍,没有刻意找角度,也没有修图,所以只看照片,就已经把期待值放到了最低,没想到亲眼所见后,倒是觉得还挺不错。这种反向“卖家秀”和“买家秀”让我有了极大好感。
另一个原因,是老罗这个小老头人挺好的。
说是经理,老罗更像个大管家。作为墨尔本本地人,他没有家,替房主管着五栋散在附近三个街区的房子,办公的地儿常年固定在那顶蓝棚下。房屋经理的日常,无非是除草、清洁、做维护,再带租客看房,蓝棚下褪色的宜家沙发、捡来的二手玻璃桌和闪着微光的迷你电视机,成了他生活里的另一半,或者说那就是他的家。
我租的房子就在老罗对面,出门时只要他在棚下,我总习惯先去他的院子转一圈。有意思的是每天下午三四点,几只斑椋鸟准会飞来,老罗见了,就像介绍家里人似的跟我念叨:“Carlos今儿换了新发型。”“Bree瞧着半天没吃东西了,得给它留点面包屑。”我搞不清楚怎么分出来黑色的Nick和黑褐色的Jasmine,就像初听澳式英语时,总摸不透那句“G’day”怎么能说得像唱歌。
有次我跟老罗说要准备课题汇报,刚报出标题就被他打断:“你听,注意看我的舌头位置。”他张开嘴,一遍遍示范“data”的发音,还特意解释:“你是卷着舌头说‘day-da’,我们得张大嘴巴喊‘dahta’,这才对味儿。”那时我才注意到,澳大利亚人说话时尾音会轻快扬起,带着股子自在的劲儿,而我们中国人的英语咬字,总像用尺规作图般规整,少了那份松弛。那天,他还把我汇报引言里的重要单词,挨个教我地道的发音。
等我告辞时,他又叫住我,转身从旁边的竹篮里拿出半颗皱巴巴的柠檬,用一把没洗过的水果刀切开,将汁挤进一个还留着淡淡咖啡渍的马克杯里,倒上自来水,再丢进去几粒冰块,递到我手里:“这叫Lemon Squash——”尾音拖得绵长,是标准又好听的澳式腔调。我盯着杯底不知名的小沉淀,还是笑着接过来喝了。
初到澳大利亚时,我最苦恼的就是发音。以前只知道英式、美式发音,从没料到还有澳式英语,而且有这么多差别。为了学好“澳英”,除了去街上听人聊天,我最爱找老罗练口语、磨听力。没课的时候,在他的蓝棚下坐大半天,他也从不嫌烦,一点点拆解开教我。我问过他会不会觉得无聊,他反倒笑:“我本来就闲得慌,你随时来练,正好给我解闷。”于是蓝棚下的许多时刻,都成了口语课。迷你电视里的板球解说切到土著语访谈,他就摸出支铅笔,在旧物说明书的背面给我画舌位图,标清每个音的位置;超市发的打折传单,也能被他改成练习爆破音的绕口令,一句句带着我读。如今我能说一口还算纯正的澳式英语,想来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老罗。
后来我搬了好几次家,住的地方离最初租房的街区越来越远,和老罗的联系也渐渐少了。墨尔本的夏天总带着灼人的热。有个午后我正躲在空调房里,手机突然弹出一条信息,是老罗发来的:“Ken(我的英文名),你还好吗?”窗外的热风还在吹,可看着这条信息,心里却突然漫开一阵凉意,像当初那杯Lemon Squash里冰块撞着马克杯的清爽。
我想,是该抽个时间,再去看看老罗和他的蓝棚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