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少女》

宣轩

那个周末午后，我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两位编辑余云、方伟在草堂书室小聚。余云新买的杂志上有几张标注名人旧居的上海照片，曾经静默的私人居所，已成为游人关注的城市文化符号。话题不知怎的，就转到了《少女》月刊。“其实我们《少女》杂志编辑部，也曾设在杜月笙公馆的旧址。”我说，“编辑部在楼的顶层，走完铺着红地毯的宽楼梯，还要爬一段骤然变窄、陡峭的阶梯，那一层像是后来另辟出来的。如今回想，每次拾级而上，都仿佛走进《花样年华》的画面里。”

方伟双眼亮闪闪地说：“你讲的这些画面，很像《繁花》里的九十年代。”“是吗？”顺着他的热情，我回忆起久远的日子——那段担任《少女》常务副主编的时光。“我是很幸运的。一到《少女》，杂志发行量就开始上涨，直到我离开。”“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絮絮地说着编辑们的用心和一些宣传的小招数：制作《少女》手袋，让读者在出版社门口排队领取，形成轰动效应；动员读者去书报亭一一打听是否有《少女》杂志出售，营造受欢迎的气象。

“哈喽！”茶室里不多的客人中，突然有人向我挥手。我转头望去，是一位三十出头、皮肤白皙、烫着卷发、打扮精致的女生。“您是《少女》的编辑吗？我曾是你们的读者！太喜欢《少女》了！”显然，《少女》镌刻了她的少女时代，她才会如此冒昧地介入。

在新加坡，这样的奇遇，我已不是第一次。

二十多年前，我的面前，曾站着一个从上海来新加坡的80后小留学生，圆嘟嘟的脸蛋，乌黑短发。下课时，她怯生生地问：“老师，你笔记本上的宣轩是你的名字吗？”我点点头。她又问：“那《少女》上的宣轩是你吗？”“是呀。”我说。话音刚落，平日文静的她突然像触电般大叫：“妈——妈！妈——妈！我见到《少女》的主编了！”她转身冲向母亲，脸涨得通红，兴奋地挥舞双臂。那种激动，不亚于当年我在大光明电影院看见张国荣缓缓走过身旁。

而今，在草堂书室再次遇见《少女》读者，我又一次被触动。

“你是什么时候读《少女》的？”我问那位自称宁夏籍的女生。

“初中时期。我们那里很闭塞，我通过《少女》看世界，看都市，看经典，看电影。”她还说她此行专程从北京来新加坡看演唱会；选择草堂书室歇脚是因为这里曾有音乐家坂本龙一到访的痕迹。一个西北女子，来到新加坡文化打卡地，却意外与自己喜欢的上海杂志编辑相遇——这份因缘，让人恍惚。如今，她已从名校法律系硕士毕业，入职北京某公司法务。

80后的上海小留学生、90后的北京优秀法务，她们分别承载着《少女》不同时期的记忆。《少女》，走过二十二载才停刊，温柔地影响了全国多少少女的成长？那些曾写信、投稿的小读者，可曾知道，每天三百多封来信，给编辑部带来了怎样沉重却幸福的负担？

或许，每一个真正读过、编过《少女》的人，生命里便住下了一份年轻。这份年轻，与年龄无关，是对世界始终怀有的好奇、清澈与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