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或影响

李长声

常说日本人善于模仿，言下之意是不大有独创性。1936年出版的辞典才收入“独创”一词。独创是近代价值观。本来模仿是正常的。譬如陶瓷，全世界的陶瓷产地大都从模仿景德镇瓷器兴起。16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把青花瓷带回国，欧洲贵族们用它装饰客厅，乃至成为地位的象征。明朝末叶社会动乱，景德镇官窑停产六十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掳来李参平等陶工，1616年开始在佐贺县的有田烧制瓷器。东印度公司让他们仿制景德镇瓷器，17世纪50年代开始收购。输出的港口在伊万里，也叫伊万里瓷。起初有田模仿景德镇，用蓝色描绘山水花鸟，17世纪70年代柿右卫门等陶工用黑色轮廓线在乳白底色上描画左右不对称的花鸟纹，添加色彩，使有田瓷器日本化。1684年景德镇恢复出口，此时大量流入欧洲的伊万里瓷已赢得好评。清末黄遵宪有言：“日本最善仿造，形似而用便，艺精而价廉。西人论商务者，咸妒其能，畏其攘夺云。”日本仿制品虽然“不过依样画葫芦”，但使用方便、价格便宜，让西方嫉妒到害怕，以至于搞出知识产权什么的。

文学写作上模仿与否不大容易说得清。谷崎润一郎也写过侦探小说，有一篇叫《我》，以第一人称讲述，最后挑明犯人就是我本人。自诩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也堪称优秀，芥川龙之介却告之意大利就有这种写法，谷崎说：我是自己想出来的，没有模仿它。这就是我们古人说的暗合吧。也有作家甚至于唯恐读者看不出他模仿某作家、某作品，即所谓致敬吧。江户时代浮世绘师溪斋英泉仰慕葛饰北斋，自称“慕仿”。

村上春树在出道之作《听听风的歌》中虚构了一个写冒险＋怪奇的美国小说家，有道：“我”若不曾遇见他，虽未必不当小说家，但会是和现在不同的小说家。这个小说家是村上用他喜爱的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罗伯特·欧文·霍华德合成的。文艺评论家丸谷才一评选新人文学奖，正是从这一点大力推举，指出此作“是在现代美国小说的强烈影响下搞出来的。像库尔特·冯内古特啦，理查德·布劳提根啦，作者非常热心地学习那类风格。这种学法很厉害，没有相当的才能不可能学到如此地步”。

“模仿”是具象的，常有被指为抄袭之虞，但若说“影响”，就抽象多了，甚而摸不着头脑。村上翻译雷蒙德·卡佛，受其影响。据说我们也照用的“小确幸”一词就是他基于卡佛这句书名“A Small，Good Thing”创造的。卡佛有一篇小说这样开头：“电话响的时候，他正在用吸尘器扫除。”村上的短篇小说《发条鸟和星期二的女人们》开头也这样：“那个女人打来电话时，我正站在厨房里煮意大利面。”虽然他特意说明“和卡佛的文章相似，这完全是偶然的一致”，可我们怎么都觉得这就是模仿。

中国善于创造，似乎向来不大瞧得起模仿，山寨这个词也带有贬义。人具有模仿性和创造性，成长过程中模仿具有重要的作用。模仿培育创造，但大多数人只会模仿，难得有所创造。模仿是仿真，不是造假；是临摹，不是描红。但是从价值来说，模仿欠缺创造性，带有落后性。模仿造成流行。由于模仿所形成的特征，我们一眼能看出中国连环画或日本漫画；也因为模仿，并因地因时加以改造，中国动漫正形成传统所没有的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