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自在的全民阅读

聂震宁

天下事顶难讲清楚的，莫过于“读书”二字。全民阅读，原是人人拍手称好的一件事——就像人人拍手称好孝顺父母、早起早睡一样。可是你若追问一句：“那么究竟该读什么书呢？”这一问，便好比问一位厨子：“天下哪一道菜最好吃？”他准保答不上来。因为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吃甜，有人偏偏爱吃臭豆腐，而你不能说爱吃臭豆腐的便不算正经饮食。

偏有那饱读诗书的朋友，大不以为然地摇头道：“算了吧，不必这般大张旗鼓地提倡全民阅读。你瞧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叔大妈，秧歌跳得好好的，又何必要他们捧一本书来读！”

这话听来像是体恤人情，其实骨子里是认为读书这件事太“雅”，雅到不该落进寻常百姓家。

我却以为，读书这件事，若只有雅人雅事才配做，那就不是全民阅读。凡雅人雅事做到如魏晋名士的清谈一样，那就只配装进琥珀里供人瞻仰。

其实，而今的时代，并没有哪个机构出告示，勒令天下人每日必读三页书。媒体不过是在报纸上倡导两句，有关方面不过是告诉你：政府要在街口为市民阅读新修一座城市书房，农家书屋新进了一些好看的书，某周末下午有位学者来书屋免费推荐几本好书……仅此而已。来不来，坐不坐，翻看书还是径自去喝小酒，或者一天到晚兀自抱着手机刷屏，全凭你自家高兴。读书原是一件自由自在的事，自由得像在公园里散步，自在得像你爱走便走，不爱走便回家睡午觉，谁也不会拿绳子来捆你。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桩自己的糗事。几年前有一回，我应邀到一座书城做我自己的一本出版学新书推介。主办方大约是体恤我作者的自尊，并没有动用关系，私下组织一些学生来填会场，结果，那天偌大一个会场，原本装得下两百多人的座位，到会的听众只有三五十人，稀稀拉拉地分散而坐，寥若晨星。三五十人倒也罢了，其中还有一小半是提着购物包来歇脚的，这些人隔着许多空位，远远看着我，像是在看把戏，看一个陌生先生讲一桩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

毕竟在书业里历练过几十年，这种冷清并不能影响到我的情绪。按着事先写好的提纲，我照讲不误。讲到一半，偶尔有两三个闲人，探头探脑误走了进来，稍坐一会儿，大概觉得这内容枯燥，又三三两两地退了出去。来去自由，本是人家的本分。我总要把该讲的话讲完。不过，还好，散场时，竟然还有二十多个读者排起队来买书，请我签名。我当然善待仅有的读者，提笔郑重签名，居然还赢得悄声赞叹：“硬笔书法挺漂亮！”

一本新书出来，若能像抢购货真价实的柴鸡蛋一样，读者趋之若鹜、争先恐后，自然是热闹好看，而且鼓舞人心。可对于一个吸引力不够大的作者，只遇见三三两两识货的读者捧着书来签名，也不算得什么丢脸的事。苏东坡当年供职翰林玉堂，也不是日日门庭若市的。

然而偏偏事有凑巧。就在我这边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的时候，书城中毗邻的儿童读书吧那边，却是另一番天地：新到的几本薄薄的小绘本，书店的姑娘们热情推荐，话筒欢快地闹个不停，家长们排起长队，你一册我一册，争着买去给膝下的孩子。那气氛，真是热闹非凡，仿佛白送似的。我这位介绍专业书的作者，坐在自己冷清的角落里，听着那边的喧闹，真有几分“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滋味。

身旁几位在大学做教授的朋友，原是来为我的新书推介站台助威的，这时可能瞧见我不无尴尬的样子，有点儿不平，其中有一人忽然冷笑道：“那边——那边大概才算是全民阅读吧？”

我吃了一惊，连忙摆手道：“不然，不然。两边都是全民阅读。”

全民阅读这四个字，就像一张大网，网里捞起来的鱼，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不能只捞那几尾金鳞的。

专业阅读固然是阅读，可全民阅读不能仅仅是专业阅读。全民阅读应该包括翻看绘本的幼儿，包括亲子共读，应该包括研究人工智能的博士，更要包括捧着一本《高产水稻栽培技术》在农家书屋翻看的老农；应该包括孔子和弟子的《论语》、曹雪芹的《红楼梦》，也要包括各种好看的小说、穿越的故事、神鬼的传奇——只要它有益于世道人心，无害于公序良俗，都不妨拿来翻翻。读书这件事，原不该像选妃子似的，只挑那几个“正牌”的。

忽然想到中小学的校园阅读。教育系统当然有规定的推荐书目，甚至有指定的书目，这是正经功课，好比孩子每日必吃的三顿正餐。可是在正餐之外，学生们能不能自己去找几本好看的书来翻翻呢？我看是可以的。还是那句话：只要不是诲淫诲盗的文字垃圾，不是蛊惑人心、扰乱社会的坏书，让人读读又何妨？少年人若只读指定的书目，读得见字如仇，那才是读书的悲哀。

说到底，全民阅读最要紧的目的，并不是统计全国一年卖了多少本书，而是要激发起公民读书的兴趣，养成公民读书的习惯，提高公民的读书能力。读书这件事，兴趣是芽，习惯是根，能力是树。照着这个根本目的去推，慢慢才能推得出一个全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风气来。

读书是一件自由自在的事。人家爱跳广场舞，尽管去跳；你爱捧一本书，也尽管去捧。读累了，就跳舞唱歌；跳累了，就歇脚翻书——那才是全民阅读最自然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