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暗功夫

西坡

众所周知，朱自清是散文大家，中小学课本里就收了不少他的作品；他也是个诗人、教育家、语言学家、文学教授、国学专家、文艺评论家及民主斗士，这些都有具体的著作和事迹来证明，毋须赘述。除此以外，朱自清还有一个身份——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恐怕少有人知。

熟悉这个研究方向的人都记得周作人、顾颉刚、江绍原、钟敬文、娄子匡的成就，却不大了解或极少提及朱自清的贡献，根本原因在于对其《中国歌谣》缺少足够的关注甚至完全忽略。我想，是时候给朱自清一个确定和公正的名分了。

30多年前我于冷摊入手《中国歌谣》，惊讶地发现，原来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7月初版、1982年4月的重印本。除作家出版社1957年9月印过一版外，它算是相当老的版本，我颇为珍视。

朱自清的同事浦江清为《中国歌谣》写过一篇简洁明了的跋文。它虽然未能给读者提供详细的导读内容，但毕竟把本书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彰显跋文应有的功能。

浦江清开头便说：“朱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这课程是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的，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查朱自清1929—1930学年的开课记录，大致有“国文”“古今文选”“古今诗选”“中国文学书选读”“中国新文学研究”和“歌谣”。其中，前4种属于常规的基础课，看点较弱；而“中国新文学研究”则是国内大学中文系最早开设的系统梳理新文学发展的专门课程，引起周作人的关注并托人索要讲义；“歌谣”也是国内高校中具有开创性的课程设置——听过这门课的常风后来回忆：“他讲课不追求辞藻华丽，也不故作惊人之论，只是老老实实把材料梳理清楚，把问题一层一层讲明白。”（《逝水集·朱自清先生》）

浦江清又提到，“他编好讲义四章：（一）歌谣释名，（二）歌谣的起源与发展，（三）歌谣的分类，（四）歌谣的结构；有油印本，题名《歌谣发凡》。在一九三一年，又增补了两章：（一）歌谣的历史，（二）歌谣的修辞，作为第三和第六章，改题《中国歌谣》，有铅印本。他的计划一共要编写十章，后面四章，粗具纲目，收罗了材料，没有完成。”

为何没有完成？因为后来他赴欧游学，回来之后学术重心转向中国古典诗学、文学批评，不再开这门课了。好在“后面四章”，存有讲课纲目，曰：歌谣的评价、歌谣研究的面面、歌谣收集的历史、歌谣叙录。虽然没有展开，它们至少让读者一窥作者在系统化研究上的思考和安排，对于后来者极具参考价值。

浦江清充分肯定:“这是部有系统的著作，材料通乎古今，也吸取外国学者的理论，别人没有这样做过。”

为这句话，我特地去找顾颉刚、江绍原、钟敬文等人的著述年表，从中看出，他们偏重于田野考察、资料收集整理并研究；与之不同，朱自清则搭建了一个完整的学科框架，以文学史的整体观作了体系化的理论建构。两者各擅胜场，互为掎角。

浦江清认为，即使该书没有完成，“单就这六章，已足见他知识的广博，用心的细密了。”

我撮录《中国歌谣》第一章中“歌谣与乐”一节予以佐证：“《诗经·魏风·园有桃》里有一句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陈奂《诗毛氏传疏·九》申其义云：‘合乐曰歌’释‘歌’字。《周语》，‘瞽献曲’，韦注云，‘曲，乐曲。’此‘曲’之义也。‘徒歌曰谣’释‘谣’字……”又，“歌谣的广义与狭义”一节云：“Louise Pound在《诗的起源与叙事歌》（Poetic Origins and The Ballad，1921）里，也有相似的话：‘在文学史家看来，无论那（哪）种歌，只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的，便都是民歌。第一，民众必得喜欢这些歌，必得唱这些歌；——它们必得“在民众口里活着”——第二，这些歌必得经过多年的口传而能留存。它们必须能不靠印本而存在。’”

朱自清《荷塘月色》所引《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句，正合于他界定的“歌谣”性状，可见其对歌谣材料的熟稔程度。

中国学界向有“20世纪中国民俗学五大核心人物”一说，那么凭借《中国歌谣》所表现出的暗功夫，朱自清能够成为其中第六人吗？我以为行，虽然他差不多只写了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