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2日，意大利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036例。按确诊人数计，意大利已成欧洲疫情最严重、亚洲以外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意大利总理孔特主持内阁会议，意大利多地“封城”。

2月1日，米兰市议员Tajani和Confcommercio企业协会秘书长Barbieri应中国企业家代表Francesco Wu之邀，前往米兰华人街用餐，以证中餐无病毒。

2020年2月27日，在韩国江陵，人们排队领取免费口罩。

斯微（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展示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科研工作。

毋庸置疑的是，当中国为各国防控提供“窗口期”之际，制造分裂的人只能带来灾难，只有全球团结才能阻击病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德尔维什将之总结为“负责任的国际主义”。

撰稿｜吴　健

“这是决定性时刻。”2月27日，针对欧亚多国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采取“全方位”的疫情防控方案，即“每个国家必须同时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为本国可能发现的零散病例、聚集性病例、社区传播乃至持续社区传播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世卫组织拒绝“以邻为壑”，强调各国更应警惕疫情中“夹杂私货”的行径，尤其以“隔离”之名歧视与污名化特定国家或人群。

毋庸置疑，当中国新增确诊病例已少于世界其他地区之际，当中国以重大付出为各国防控提供“窗口期”之际，制造分裂的人只能带来灾难，只有全球团结才能阻击病毒，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德尔维什将之总结为“负责任的国际主义”。

复兴的集体主义

因疫情加重，2月24日起，意大利政府在北方伦巴第、威尼托等大区的11座市镇实施“封城”，5万人接受隔离检疫。多数意大利人眼里，过去十余年失业、外来移民、债务危机等冲击已让他们对生活不抱幻想，他们普遍对“欧洲一体化”及其化身欧盟产生厌烦，以至于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持续攀升。“我看欧洲不顺眼，看意大利不顺眼，看我自己也不顺眼。”失业超过一年半的米兰人弗朗切斯科向西班牙《国家报》承认自己在选举中曾把票投给孤立主义的政党，可如今坐困在“愁城”科多尼奥镇的他，却开始庆幸身为欧盟公民的身份，“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正行动起来，我们不在欧洲的边缘，我们在欧洲的风口浪尖，阻击肺炎疫情就是典型例子”。

德国慕尼黑伊福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表示，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因不愿实施经济紧缩政策，缩减债务，承受着欧盟总部强烈的减少赤字压力，“但今天的状况下，一切都要向公共卫生安全妥协”。据悉，举足轻重的法德两国已表示意大利债务问题“不是欧盟的议题，而是罗马的议题”，承诺优先协助意大利阻挡疫情扩散。难得的是，意大利民防局获得阻止人们出入疫区的紧急法律授权，并获得公众认可，要知道，几个月前，一项调查发现77%的意大利人宁可信任教皇方济各，也不信任“国家”和“欧盟”。“灾难面前，集体主义与欧洲主义出现了复兴。”俄罗斯《政治杂志》主编彼得·阿科波夫如是说。

即便离开欧盟的英国，也不敢在抗疫上与“老朋友”脱离关系。英国《i报》称，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与欧盟保持着畅通的沟通渠道，及时分享疫情数据和治疗效果，“首相约翰逊等来脱欧时刻后，马上批准对所有进入英国境内的欧洲货物实施边境海关检查，以便在即将举行的双边贸易谈判中，向欧盟施加压力。但与此同时，唐宁街10号继续寻求同欧盟检验检疫及医学防疫部门维持‘1月31日（脱欧）以前的（协作）状态’”。伦敦城市大学农产食品政策教授蒂姆·兰透露，英国无论从劳动力还是食品供应上，早就做不到自给，该国有30%的食品直接进口自欧盟国家，11%的食品来自那些与欧盟有食品贸易协议的第三方国家，同时农业里的一大批子行业（如草莓、覆盆子等采摘）完全倚赖六七万名欧盟成员国工人，光靠英国自身力量实施管理和检疫是不可想象的。“有些右翼政客说用不着担心，因为我们会有机器人，但是，这至少也得等上15年……”兰嘲笑说，英国名义上脱离欧盟，但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至少一年多，英国仍是“准欧盟成员”。

事实上，“人群隔离”与“信息共享”“资源统筹”正交织于这场特殊的战争里，并产生出迥异于以往的情景。在韩国，累计确诊病例在3月2日突破4800例，总统文在寅宣布将传染病危机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的“严重”级别，大幅强化防疫应对体系。而多达2.8万人的驻韩美军将风险预警调至“高级”，禁止官兵到疫区出差，严禁外部人员出入自身基地，美韩甚至取消部分联合演习。而在韩国的邻邦中国和日本，则出现“共克时艰”的动情一幕，当中国1月份出现疫情时，日本第一时间空运援华医用物资，而当几周后日本发生疫情变化后，中国又向日方紧急提供一批病毒检测试剂，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日方共同应对这一公共卫生安全挑战，既是我国发挥负责任大国担当、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一环，也是我们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这样强调。

勿造作茧自缚的牢

“一旦暴发新的疫情，现代医学可以提供一些保护，但更可能的情况是没有疫苗预防，也缺乏治疗药物，精准而配套的隔离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世界安全。”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布赖恩·沃尔什注意到，现代医学里的“隔离”一词，正好来自意大利语“Quaranta Qiorni”，原为“40天”之意，系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对疑似携带瘟疫的船只及乘客采取的约束措施，当船上所有人在40天过后还保持健康，才被允许上岸。经几个世纪演变，这一模式的基本思路定型了：在存在传染病的现实风险下，将潜在携带者的行动控制足够长的时间，从而确认他们是否被感染。这种减少风险的措施很有意义，但付诸实践却要面对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心理难题。

在今天人流、物流高度密集的社会里，通常情况下，采取医学隔离措施会较为敏感。这里有一个悖论，即隔离干预越早，公众就越不可能对疾病造成的危险产生广泛认识，隔离造成的成本和负担就越可能产生争议（有点“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意思）。而在已实施的隔离措施中，时间上的延长也会造成受约束人群心理上的微妙变化。

传染病社会学研究创始人菲利普·斯特朗发现，传染病易引发三种流行趋势，“当出现感染病例，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担心无人幸免；第二个反应是把危机当作寻找‘替罪羊’的机会，进而产生意识上的误判；最后必须对危机‘做点什么’，不管这是否具有理性”。实际上，传染病在破坏身体的同时，也威胁着社会的秩序感、信任感和稳定感。20多年前，某独联体国家曾有一项“后疫效应”的心理调查，隔离头三天，被隔离观察者中恐惧情绪的比例最高，达到60%以上，而影响更深远的悲观忧郁情绪的占比却是个位数，但当时间延长到两周后，两者比例却实现逆转，进而影响人的心理健康直到社会情绪。这种效应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般性“心理-生理”问题，即表现在个体损害作用这个层面；二是人生态度、理想信念受到干扰，这种效应表现在社会群体层面；三是国民意志的从众性摇摆，这种效应表现在国家或民族的国民素质和共同理想层面。

就当前形势看，率先遭受疫情攻击的中国较好地应对了“生理-心理”双重挑战，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效隔离检疫，为世界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医疗和基层社会机构高度协同，主动干预和消除医学隔离中产生的负面情绪，让世界看到“中国抗疫”方案的优越性。俄罗斯政治评论家波罗热科提到，中国政府和人民所表现的高度团结与配合，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但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却为西方国家某些势力所无视，反倒借题发挥，煽动针对中国的种族主义，谋求从商贸、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与中国“脱钩”，企图形成一道泛化的心理“隔离墙”，理由却是“避免自身安全被侵蚀”。

哈佛大学教授赫伯特·凯尔曼注意到，围绕新冠疫情产生的“异化隔离”，将不光针对中国，还会对准那些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或经济实体，这种借题发挥的“隔离”同矗立在全球各冲突地带（如巴勒斯坦、塞浦路斯乃至美国南部国境）的隔离墙是一个性质，“这不只是物理上的墙，而是制造不同人群之间深深的怀疑和恐惧的具象化标志”。他认为，迥异于最终目标是“拆除”的医学隔离，出于持久分割乃至固化身份的隔离，只能制造愤怒和仇恨，“更糟糕的是，主动隔离者实际也将自己锁在牢里，只不过牢笼是形而上的、道德伦理的牢笼，令自身无法接触在冲突解决过程中必须接触的合作伙伴”。

俄罗斯《军事历史》甚至忆起活生生的案例，1920年，在华沙战役中被俘的约8万苏俄军人暴发流感，波兰政府采取任其自生自灭的政策，所谓的“隔离”伴随着食物短缺、没有医药和清洁水和刺骨的寒风，尤其是代号“7”的图霍拉集中营里，患病的战俘直接扔进战壕等待命运的判决。“上万人‘消失’在大地上，”20年后做了苏联俘虏的波兰军官、图霍拉营负责人之一马图谢夫斯基承认，当1939-1940年苏联“解放进军”波兰东部，收容13万名波兰军人后，也就不能指望他们会有什么更好的待遇了。难怪美英等国16位国际卫生法学家刚在《柳叶刀》的发文：“基于恐惧、误传、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应对措施，不会将人们从类似新冠肺炎的突发事件中拯救出来。”

值得点赞的是，当加拿大多伦多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对于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侵害下的华人餐饮业，更多的人站出来支持餐饮业并阻止一些商铺“临时关门”，2月18日，在多伦多郊区的万锦市，市长弗兰克·斯卡尔皮蒂来到“上海石库门家宴”餐馆，同餐馆老板一起进餐，而同在这家餐厅吃饭的当地年轻人说：“一些人有担忧，这很正常。但是不应该将其当成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的借口。我们应当同病毒战斗，而非华人。”

用全球创新去“织网”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这是英国文学家约翰·多恩在17世纪留下的诗篇，而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当前，各国都应倾听世卫组织的告诫，“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决不能有“你损我益”的投机心态。中国在一开始就展现出合作的开放态度，把国际公共卫生合作与中国国内防控好比“鸟之两翼”，相互影响，相互配合。

实际上，这场终将被战胜的疫情，无疑给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带来巨大影响。病毒以人的个体为最大攻击单位，其超微杀伤效应达到“基因-性状-功能”层次，甚至可在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碱基之中只对某几个（亿分之几）实施攻击，况且病毒变异的速度也非某个“超人级”团队所能应付。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发，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基因学家帕尔迪斯·萨贝提通过多国专家团队协同攻关，经海量的基因组测序查明病毒主要是人际传播，而非专家原来认为的从动物传染给人，这一简单的发现明显改变了专家们抗击这场疫情传播的做法。

萨贝提强调，科学界已知几乎所有的新增传染病都源自动物，因此明天的新增传染病也可能一样。艾滋病毒始于黑猩猩，SARS病毒来自菊头蝠，流感来自水禽，有时动物病原体跳过物种障碍进入人体，疾病专家称之为“溢出”传播。“溢出”传染一直在发生，不过近年来人类造成的环境的迅速改变加快了这种传播。要是有办法防止这种溢出传播发生会怎么样呢？这就是实施“PREDICT（预测）”计划的目标，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迅速发现和应对新出现的病原体。据悉，2016年，来自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的产业界、学术界、政府间机构等发起“全球病毒组计划”，旨在对近50万可能溢出传播的病毒进行甄别和测序，从而对下一次疫情暴发进行预测预防。

正如中国外长王毅在与英国外交大臣拉布的电话交谈中所言，当今世界，个人身体、家庭卫生直到公共环境卫生，已变成密切相连的有机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国际合作是唯一道路。更重要的是，公共卫生管理界普遍认为，没有预防医疗，就没有未来。上世纪抗感染的三大成就——引流、抗生素和疫苗，在预防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使世界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一倍，但随着环境变化，人员交流越发频繁，病原体跳过物种障碍进入人体的“溢出传播”威胁犹在，前述三大领域的跨国合作需要质的飞跃。

要知道，今天，世界医药市场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可疫苗市场所占份额才3%，开发对付某一病原体的疫苗往往要多年试验，耗资超过10亿美元，制药公司普遍回避投入。在此情形下，各国携手并进，在战略上抓住疫情防控链条关键环节——检测、筛查和鉴定病原体，战术上把传统医学技术与前沿基因组学、生物信息、蛋白质组学交叉整合，在突发疫情处置中“一锤定音”，这才是破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