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物件：时间“摆渡人”在记录

邵毓挺手绘的上海老字号“梅林午餐”“大白兔奶糖” 的衍生设计稿。

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天津分公司出品的味精广告。

1952 年，金山区向阳镇向阳村村民杨虎龙与妻子高雅龙的结婚证。

左：“万金油” 品牌源自清咸丰元年（1851 年）。

右：慎丰鲜果行发票。

这些还在持续增长的数以万计的藏品，留在记忆的长河，被“摆渡人”拾起，都是我们走向文明与繁荣的见证。

记者｜吴 雪

38摄氏度的天气，路面烤得炙热，在杨浦区佳木斯路上，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正急匆匆迈着步子，老人名叫孙茂兴，今年67 岁，喜爱收藏，就在一天前，刚刚办完金山一场老物件的展览，接驳公交回来。别看老人身材瘦小，略微弯曲的背上却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腋下还夹着一个玻璃框，那是孙茂兴收藏的“宝贝”——票证与徽章。

打开双肩包，孙茂兴又掏出几张五颜六色的塑印纸，上面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居民临时出入证”，它们收藏自上海200 多个小区。孙茂兴说，相比非典时期，国家的医疗先进了许多，收藏出入证，就是相信疫情一定会过去。武汉封城之后，孙茂兴基本上没出门，得益于网购、移动支付、无接触配送，他的生活并未受到很大影响。

改革开放42 年，日子变了，生活好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像孙茂兴一样的民间收藏者不再局限于收藏本身，还赋予了另一层衍生意义。海派文化捡拾者邵毓挺，17 年收藏15 万件藏品，通过再次创造和开发，打造了四个文化IP，让文物的内在价值得以延续。徽章、报纸、票证、广告页，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小物件，从发明到风靡，有的退出历史舞台，有的创新后以其他形式存在着。它们不像博物馆镇馆之宝那样惊艳，却又好似一座深藏不露的“移动博物馆”，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小康记忆。

记录30 年的工资条

距离杨浦58 公里开外的一条乡间小路，53 岁的胡学军正开着车子疾驰，他打小生活在金山区山阳镇，是上海石化的一名普通职工。走进这栋两层楼的农家院子，远到50 年代的结婚证书，近到北斗一号发射的头版报纸，藏满了中国的变迁与记忆。

1950 年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为了把妇女从几千年野蛮落后的旧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5 月1 日这天，伴着首都20 多万群众庆祝劳动节的游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在胡学军的藏品里，就有一张五十年代的结婚证书。

1952 年3 月24 日，金山区山阳镇向阳村村民杨虎龙与妻子高雅龙领证结婚，办证时两人去单位开了介绍信，就去街道办事处登记了。没有拍照，没有鲜花，工作人员就问双方是否自愿，然后就颁证，过程很简单。当时的结婚证是一张A3 大小的纸，使用的是繁体字，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图案，比如和平鸽、稻穗、棉花。

夫妻双方的一寸黑白照片贴在中央上方，落款为“松江县人民政府印。“婚礼突出特征是简朴，一切要体现出‘新’，革掉很多老习俗。” 胡学军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婚假，条件有限，两床被子合一块儿，就算是一家人了。条件好的家庭，会用最原始的纸糖袋发几颗喜糖。

这一时期，物资极度匮乏，粮食无法做到敞开供应。1953 年，中央政府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很快，各种粮食票证便铺天盖地进入社会。孙茂兴收藏了许多吃穿用度的票证，他回忆，1960 年版“上海市粮票”中的“半两”粮票，当时可购一根油条、一块蛋糕或一碗豆浆。“开班组会的时候，大家按照先来后到登记，谁家儿子结婚了，大家照顾他，把他写在前面，有票子先紧着他拿。”

孙茂兴告诉《新民周刊》，当时票证发放虽多，但仍然不能涵盖所有商品。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凭布票年定量供应棉布人均2.6 市尺（折合0.87 米），为节约社会用布，推广衣片供应。直到1984 年“西装热”，呢绒销售创63.59 万米的历史纪录，布料才开始向中高档发展，随之，票证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杨浦区工贸集团工作了三十年，孙茂兴收藏了1984 年—2013 年的工资单。在1984 年的工资单上，记者发现，孙茂兴基本工资是53 元，加上副食品补贴8 元，每月收入67.25 元。“以前单位补贴有个理浴费，理发、洗澡都是一毛五分钱。”孙茂兴说，最初都是人工手写的，用的是复写纸，蓝颜色的。到后来就升级为四通打字机，现在就是电脑打字打印。

孙茂兴回忆，当时自己要买一辆自行车，就比现在买一辆汽车还难，不但要先囤好票证，价格也要好好算算，到底要买普通自行车还是更贵一些的花式车。“当时买辆自行车是161元，如果是67.25 元的工资，等于两三个月才买得起，现在工资最低就一两千元，如果使用共享单车就更加实惠了，月卡也才十几元钱。”

到了2013 年，工资单里的细则发生了变化，曾经的理浴费被归入了福利补贴，新出现的项目归为五险一金。孙茂兴退休这一年，扣除五险一金，每月收入可达4800 多元，比工作第一年月入翻了70 多倍。到了2018 年，上海的人均GDP 达到了59660 元。

一盒午餐肉广告的出圈

交流中，记者发现孙茂兴的藏品不止这些。2019 年4 月，杨浦区展出了一批杨浦公事信封，便出自他的收藏。公事信封正面印有寄出单位的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孙茂兴说，信封虽小，看似无用，却直观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杨浦区城市规划的变迁。

从最初的30 个街道到现在的11 个街道和1 个镇，经过多次行政区划调整、改名、撤销、变更，都能从一张张公事信封看出。比如，原眉州路街道、宁国路街道和隆昌路街道一部分撤建成立了大桥街道。如今，眉州路街道办事处的信封，被杨浦档案馆馆藏，成为历史。

城市规划的变迁，也从侧面反映了实体商业的繁荣。十七年前，收藏家邵毓挺一个偶然的机缘下接触到老上海的账单——清咸丰元年的品牌“万有全”，发现这些藏品背后是整个上海上世纪商业文化繁荣辉煌的缩影。在邵毓挺的工作室，他向记者展示了一款包装为红色米奇老鼠图案的糖纸，名为“ABC 米老鼠糖”，这便是大白兔奶糖的前身。

那时，上海的“爱皮西糖果厂” 厂长冯伯镛，从风靡一时的英国鸟结糖获得灵感，请人仿制调配出第一款中国奶糖，由于售价比舶来品便宜，广受民众喜爱。1959 年，大白兔新装推出。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吃过牛奶制成的糖果。简洁的包装、浓郁的奶香，很快让它一炮走红。“7 颗大白兔可以顶一杯牛奶”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街边商店里，常常看到人们手持批条，排上半天队，才能买上半斤或几两大白兔奶糖。而这么一颗小奶糖，还曾被当成国礼送给了 1972 年破冰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梅林与国营益民食品二厂合并，在上海杨浦崛起，当时聘请了捷克斯洛伐克食品专家按西菜定位研发出特制的午餐肉罐头，后经改良，大量外销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直到打开了非洲、中东地区的市场。据说每罐头能切出27 片，比别的午餐肉罐头多出4 片来。为此，菲律宾还发明出“梅林午餐肉包饭” 的流行吃法。

邵毓挺告诉《新民周刊》，关于梅林食品包装他收藏了近百种，早期的包装配色大胆，红蓝绿撞色，包装上标注净重、内容物及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监制，配有相对应的英文，十分简洁。在没有电脑的时代，广告多是素描、水彩手绘，广而告之梅林午餐肉，配上时代特色的人物和午餐肉罐头，加上宣传语“科学加工，色香味全”，就是一则广告了。

“当时品牌不多，以满足生活需要为主，基本没有竞争，需要多少，生产多少。不像现在广告单页上还有促销活动，满减打折。”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宣布“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中国大陆的第一条“参杞药酒” 电视广告片诞生，拉开了中国电视广告史册的帷幕。瑞士的雷达表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中国市场做广告的外国品牌。

到了90 年代，广告业发展迅猛，广播广告、报纸广告等粉墨登场。央视也开始“出租” 广告位，带来了广告招标的黄金时期和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广告语：康师傅方便面，香喷喷，好吃看得见。进入21 世纪，互联网成为了新时代广告的主流，抖音、微信等成为全新载体。

今年以来，90 岁的梅林午餐肉，先是亮相青春上海淘宝直播转场，接着在“霞琦灵光” 实力出圈，紧接着又出现在“国潮老字号” 游园会上，并带来兄弟产品“富汤” 和“倒火”，据上海市商务委公布的“五五购物节” 半程跑数据，梅林线上交易额同比增长3.6 倍。大白兔奶糖，更是踏上跨界风口，推出了奶茶、香水、冰淇淋，摆脱“老气” 标签，C 位出道。

小徽章里的大世界

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人们不再满足于温饱，而是追求更高层面的精神享受。2001 年7 月14 日，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新民晚报》头版头条撰写了《2008，北京拥抱奥运》的文章，报道了北京申奥成功的盛况。

邓亚萍在报道中回忆，当萨马兰奇先生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一刹那，“北京赢了，比我自己拿奥运冠军都激动”。时任奥委会主席罗格也表示，中国八年的发展让他有13 亿个理由支持北京。到了2010 年，上海世博会更是展现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成就的一次盛宴，恰好呼应了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孙茂兴从1988 年收藏徽章，至今32 年，他收藏的徽章已有五六千枚。其中收藏最多的是世博志愿者徽章。“我记得当时介绍了布隆迪的蛋形茅屋，世博开幕后，来自非洲的打击乐手就坐在这里表演著名的布隆迪大鼓。” 同济大学德语专业学生郁晨露回忆，那一年，世博园区志愿者7 万名，城市站点志愿者13 万名，城市文明志愿者200 多万名，遍布城市每个角落。

2018 年，同事赠予了孙茂兴一枚世博建设者徽章。在开园之前，世博园区有无数个建设者日夜奋战。54 岁的刘模清来自安徽，是上海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公司的一名电焊工，主要工作区块是世博轴项目。他回忆，那时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但心里也铆着一股劲儿。3年多时间，看着230 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拔地而起，惊艳世界，无比的光荣与骄傲。

借着世博会的春风，市民精神文化生活逐渐丰富，金山最后一个“活着的渔村” 开始复苏。在胡学军数万件藏品里，有一张金山嘴渔村的门票，它的历史并不久远。上世纪80 年代，金山嘴渔村达到顶峰，有出海渔民1000 多人，拥有大小渔船45 条，年产渔货116 万担，捕鱼范围也从杭州湾走向远洋，南至钓鱼岛，北近韩国济州岛，是上海市渔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但自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起，由于众多化工企业兴建，大量污水流入杭州湾，渔业资源逐步衰竭。大部分渔民告别大海，务工或经商，一些坚持在近海捕鱼的渔民，则在陆上办起了养殖、渔货加工、海鲜酒店等业务。2011 年起，区镇两级政府对金山嘴渔村开始保护性开发，使精致的小渔村呈现出“移步有景，处处看景” 的特色风光。

短短几年间，金山嘴渔村摇身一变，成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每天吸引着数千的海内外游客。截至2019 年3 月底，金山嘴渔村已经获得金山区民宿备案证的民宿总共有17 家，客房总量达148 间。胡学军回忆，渔村开发前，村民们全靠天吃饭，赶上汛期就没收入，现在好了，旅游生态新模式也能带来美好生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旅游、出行、购物，早已习惯了移动支付带来的便利。孙茂兴回忆，过去的商店曾有一种独特的收银方式，收银员坐在半人高的收银台里，上方用较粗铁丝与店内各个售货点连接，铁丝上挂着夹钱的夹子，顾客选好商品后，收银员将钱和票证一卷，像扔飞镖一样，顺着头顶上铁丝轨道扔向收银台。

就这样，一来一回，算是大功告成。如今，这种独特有趣的收银方式，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付款方式。在民间收藏家的藏品里，火车票从硬板票、纸质票，直接升级为刷身份证进站；公交车票也不再是手撕的，而是刷磁卡，甚至一部手机扫码即可搞定；5G 应用、直播兴起，北斗一号发射，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而这些还在持续增长的数以万计的藏品，留在记忆的长河，被“摆渡人” 拾起，都是我们走向文明与繁荣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