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辰在冷库采样。

急传科流调员和火车站工作人员共同查看车站录像（左二：孔德川、左三：俞晓）。

追踪办流程培训。

在实验室工作的崔晓娴（右一）。

信息所的年轻人调试网络。

上海市疾控中心的602 名员工中，35 周岁以下有264 人，占43.8%；90 后有168 人，占27.9%。正是这群年轻人，在疫情防控的实战中迅速成长，担起了保卫公众生命健康的重任。

记者｜王　煜

上海市疾控中心的602 名员工中，35 周岁以下有264 人，占43.8%；90 后有168 人，占27.9%。正是这群年轻人，在疫情防控的实战中迅速成长，担起了保卫公众生命健康的重任。

换班时互道“保重”

“那是我第一次穿上防护服，面对当时还有很多未知的新冠病毒，确实有些紧张。” 生于1990 年的齐辰如此回忆2020年1 月自己面临的挑战。她日常的工作岗位是上海市疾控中心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控制所食品安全科，而在新冠疫情来袭时，她被派驻长宁区疾控中心执行流行病学调查（流调）任务。齐辰的父母已经从外地来上海陪她过春节。为了能安心工作，也不增加家人的风险，大年初三时，她就把二老劝回了老家。

当时，流调组白天黑夜两班倒，齐辰这组是年轻人，承担了夜班任务，同事换班的时候互相道声“保重”，“真的有一种上战场的感觉”。齐辰好几次值班碰到半夜出任务的情况。信息一来，不管是凌晨几点，她立即提着拉杆箱出发；到了目的地，换上防护装备，开始流调，结束后再脱掉装备。每次流调一般不会低于两个小时，回到区疾控中心基本也睡不着了。何况，有时一晚上还要出动好几次。

“其实，就算待命的时候，夜里也睡不好，因为心里想着可能随时要起来。” 齐辰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大约两个月。

从长宁疾控回到市疾控，齐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只上了一天班，“时差” 还没来得及倒回来，她又接到了去浦东新区疾控中心支援的任务。

这次的流调对象变成了入境后在酒店集中隔离的人士，她很多时候是通过电话做流调，常常需要用英语沟通。遇上英语口音比较重的流调对象，她需要在电话问询结束后再反复仔细听录音，直到了解清楚每一个必需的细节。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齐辰自己动手总结了一张流调常用术语的中英文对照表，写满了三页纸。她把对照表共享给了流调组里的同事，大家都方便了许多。

从浦东归来，齐辰接手援鄂医疗队员返沪隔离点消毒管理任务。这项任务结束后的第二天，她又奔赴进口冷链食品调查处置工作的现场。

这项工作要求是“天天有采样，周周有重点，月月全覆盖”，齐辰又回到了几个月前在长宁疾控的作息状态：总是凌晨出动。盛夏，室外气温30 多摄氏度；而冷库里只有零下18 摄氏度，真正是“冰火两重天”。

每一次调查，齐辰至少要在冷库里待上半小时，呼出的气在睫毛上凝结成霜，她笑称自己成了“冰雪公主”。因为要穿防护服，身上的衣服没法穿太多，冰库里待久了冻得直哆嗦。冷库工作人员送来棉大衣给她裹上，上半身才感觉好一点，但腿脚冰冷只能继续忍着。橡胶防护手套远远不能抵御寒冷，即使手指快冻僵了，她还是坚持规范完成每次采样或记录。

疫情期间，上海市疾控中心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像齐辰一样冲在抗疫第一线、轮番出击。1991 年出生的俞晓所在的上海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急性传染病防治科，更是这次抗疫过程中的主力军。

急传科除了组织全市流调队伍第一时间完成所有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流调工作，累计出动流调近2 万人次，为应对新冠疫情，她的科室新增了30 多项工作；一年多以来，紧绷的弦一直没松过，对“苦和累” 早就习以为常。

2021 年初，科室里与俞晓同龄的几名同事刚刚结束对上海两会的保障，从集中住宿宾馆回单位的出租车上，接到了黄浦疫情的消息，他们立即让司机掉头直接去了新任务现场。“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但面对抗疫任务，又没有丝毫犹豫。” 谈到同事们的辛苦，俞晓不禁湿了眼眶。

年轻的疾控人在抗疫的锤炼中收获满满。“看到疾控人是如何切实地守护城市和市民，我感到这份职业太有意义了。”俞晓感慨。

“经过这次抗疫，我看到了自己的理想是什么样子。” 齐辰说：在抗疫斗争中，疾控人被看见、被认可；而其中的年轻人也证明了自己的责任心和家国情怀。

善沟通、能吃苦

抗疫期间，上海市疾控中心密切接触者追踪办因为“高效到没朋友” 的信息处理效率，成为网友交口称赞的“网红”。这个机构的主力人员中也有很多年轻人。

“我应该算是年轻人里的‘老人’了。” 1986 年出生的张放在应急管理处里确实是年资较长的一位。2020 年年初二追踪办正式建立时，作为负责人的张放计划在中心征集24 人参与，没想到当天报名人数超出计划10 人，后来这个团队人数最多时达到50 余人，作为全国首创的模式，边工作，边摸索，制定了十数项业务管理流程并不断更新迭代。

来到追踪办的很多是各部门的年轻骨干。追踪密接者，靠的是一个个电话、一次次自我介绍并与对方沟通。最高峰时期，追踪办一天要追踪1000 多人、拨打2000 多个电话。

“疫情初期，我们打电话过去，被认为是诈骗电话的概率高达80%。后来好一点，降到了20%。” 如今回忆那段时光，张放仍摇头苦笑。

有些密接者，要前前后后沟通十几次才肯配合。“碰上这种‘硬茬’，我们就请小组里专业的‘沟通代表’出手援助。”其实，除了一定的“话术”，再强的“沟通代表” 最终也是靠强大的耐心与爱心，与对方达成共情，核实清楚每一个细节。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追踪中，一名英语并不熟练且带有浓重口音的外籍人士和他绕起了弯子。张放不慌不忙，用英语和他聊了半小时，终于让他放下戒备。这名外籍人士不仅给出了居住地址，还提供了新的线索：他的一名朋友也和同一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过。最终，两人都接受了集中隔离点的医疗服务。

面对这些难题，追踪办里的年轻人铆足了劲头，任务多的时候从早上干到次日凌晨3 点是常有的事。“第二天早上同事们要来换班了，我们一定不能把今天的任务扔给他们，不能给他们添麻烦！” 张放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不同组别之间还互相“竞争”：昨天那组追踪了800 人，那今天我们组就追踪1000 人试试！靠着这样的拼劲，追踪办创造了至今为人赞誉的“战绩”：36 小时内追踪到自伊朗输入的宁夏病例在上海的全部86 名密接者并落实隔离，没有发生二代病例，及时阻断了这次疫情在上海的传播。

从2020 年1 月16 日开始，张放有两个月一直加班没有回过家，睡在单位。等到终于可以回家时，他发现他原本只会爬的宝宝，已经能够站起来了。

1988 年出生的崔晓娴在病原生物检定所免疫规划实验室工作，获得微生物专业的博士学位后，她跨专业来到了公卫领域工作。“当年我在图书馆读到美国CDC 专家写的《第四级病毒》这本书时，热爱疾控事业的种子就在心里播下了。”

疫情来临之前早已熟悉三级防护装备，这是她的优势；但日夜颠倒的应急检测工作，尤其在疫情初期的每次检测都需要在实验室中停留五六个小时，还是让她经受了考验。“原来在学校里做基础研究，而这次新冠疫情中，我真正体会到了疾控人的精神，也更明确了自己的价值。” 崔晓娴说。

上海市疾控中心于2019 年开始推行“青耕计划”，专门培育青年人的科研能力，崔晓娴是第一批申报者，现已完成全部项目工作。如今，她已申请与新冠病毒变异相关的课题，以十足的动力继续攻关。

IT 男也能上“战场”

“我没去过医院、没去过隔离点，没穿过防护服、也没做过流调。我想去一线，但那些活儿我真不会呀。”一开口就自带“脱口秀” 气质，刘星航这个1993 年出生的小伙子在专业上却是个地地道道的理工男：他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信息所标准和项目管理科工作，疫情期间他负责疫情相关的信息系统开发和管理。

如果说疾控人是守护公共健康的“幕后英雄”，那刘星航可算“幕后中的幕后”；但实际上，他的工作非常关键，同时一点儿也不轻松。想象一下：从流调到密接者追踪，从发热病人的监控到核酸、抗体检测，从对病例的救治到对全民的“健康码” 覆盖，抗疫流程中要涉及多少海量信息；如果没有强大的信息处理系统，信息数据将不能为人们所用。

疫情刚刚来袭，首批同事开始穿上防护服奔赴前线时，刘星航第一时间开始了抗疫信息系统的开发。针对新冠肺炎的“重点传染病管理信息系统” 是从零开始做起，因为新冠肺炎是完全新发的传染病，该收集哪些数据要根据国家相关防控方案研究确定。疫情突如其来，系统“需要实现怎样的功能” 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刘星航与疾控系统内各个部门的同事开始不断商讨。

“以前我们几乎没有晚上10 点之后还开‘需求讨论会’的情况，但抗疫以来，许多部门的同事当天的工作临近收尾时就已经是这个时间了，有的甚至到此时只是‘中场休息’，我们肯定无条件配合他们。” 他说。

每个部门都想让自身流程的信息进入系统，处理的数据范围在膨胀，开发时间资金有限。刘星航向《新民周刊》记者坦言：要把系统搭建、调试好，“真是费了老大的劲儿”。

大约一个月之后，系统第一版上线，然后就是不断迭代完善。修改频繁时一周会有2-3 个版本更新，到系统功能成熟稳定之前，总共修改推出了30 多个版本。

除此之外，刘星航与同事们还升级了上海原有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综合监测系统”，支撑发热病人监测工作的开展使其真正发挥疫情防控的“关口前移” 作用，目前已接入上海的300 多处监测哨点，包括医院的117 家发热门诊和200 余家社区的发热哨点诊室。同时，他们对上海原来使用的“传染病报告系统” 做了调整，使之适应新冠疫情下的需求。后期，这两个系统与全新的开发的“重点传染病管理信息系统” 在他们的手中完成了数据互通，实现了对发热病人信息的全流程“一条龙”有效管理。

“时间紧、任务重、挑战多，说实话，我一度觉得要‘凉凉’，没想到最后这些系统都建设成功了。” 刘星航说。

这三个系统处理生成的数据不仅在疾控系统内部流通，还共享到上海市内外的卫健、公安、交通、教育等部门；数据汇总到上海市“一网统管” 大数据中心，为联防联控提供了坚实的决策支撑。疫情防控期间，不少通过“上海发布” 传递给公众的数据，就是来自这些信息系统；人们经常要用到的“健康码”中，也包含这些系统的数据贡献。

对于建设抗疫信息系统中的艰难，他没有过多在意；深深刻在他脑海里的是2020 年大年夜在市疾控中心看到的场景。那一晚，中心内所有大楼灯火通明。为了市防控办的顺利快速入驻，需要对中心1 号楼8 楼、9 楼进行清理、腾空。在8 楼他看到，所有人都当起了“搬运工”，为市防控办腾出一块办公区域，连中心的领导也都撸起袖子加入进来。“那一刻，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咱们疾控人的强大战斗力和团队凝聚力。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怎么能不努力。”

正如他在2020 年的一次文艺表演中的台词所说：疾控人筑起了守卫公众生命健康的“魔都结界”。年轻的疾控人，正是这道结界的强大生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