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之地如何摆脱“资源诅咒”？

海湾国家股票因为新冠疫情而跳水

1908年5月，波斯发现石油，中东地区出现第一口油井。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

迪拜。

虽然阿富汗的石油资源匮乏，但因其地处中东“十字路口”，与多国接壤，在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记者｜金　姬

白宫8月11日刚呼吁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提高产量，以遏制油价进一步上涨，8月15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就落入阿富汗塔利班之手。这让美国一些人想起兰德智库近日在一份关于阿富汗形势的报告中提到的，假如阿富汗塔利班和恐怖主义彻底隔离，那么阿富汗将会发生巨大变化，甚至导致美国石油霸权崩盘。

虽然阿富汗的石油资源匮乏，但因其地处中东“十字路口”，与多国接壤，在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这也促使美国将之列入“大中东计划”之中。美国亦曾希望通过促进阿富汗经济发展来稳定当地局势——2018年2月，预计投资225亿美元、总长1127英里的输油管道“和平”在阿富汗动工。《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称，“人们也一度考虑用‘和平管道’解决阿富汗西边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阿富汗塔利班乐意充当‘和平管道’的保镖”。

二战以后，美国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土崩瓦解，是中东产油国挽救了美元霸权。因此，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东纷争，都逃不脱石油资源的控制与争夺。值得注意的是，依赖石油这一“黑色黄金”发家致富的中东产油国深陷“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趋于阻碍而非促进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石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以及中东石油占国际石油出口的比重都在不断下降，再加上页岩油储量第一的美国从2018年跃升为世界第一产油国，中东的石油经济地位日薄西山。

如今的中东，是否已经做好摆脱“黑金”的准备？美军撤出以后，阿富汗的“和平管道”又是否有未来呢？

石油维系的美元霸权

富得流油，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今天中东产油国的第一印象。中东油气储量占全球总量的2/3以上，号称“世界油库”。据统计，世界上已发现的3万多个可用于商业开发的油田中，有400个“大型油田”储量占全球探明原油总量的60%，排在前50位的“超大型油田”则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40%，而这些“超大型油田”的60%以上位于中东地区。

自从1908年5月英国在波斯（今伊朗）打出第一口油井至今一个多世纪，石油带来大量财富的同时，也让中东成为20世纪大国博弈的棋子。如果中东没有发现大量石油，美国在二战后的霸权地位未必如此牢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机械化战争，能源特别是石油在战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一战以后，针对石油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

2013年出版的《黑丝路：从里海到伦敦的石油溯源之旅》(The Oil Road: Journeys From The Caspian Sea To The City Of London)披露，英法两国于1920年4月25日签署了瓜分美索不达米亚石油资源的《圣莫雷协定》。双方决定共同垄断该地区的石油开采，限制美国插手。

此后18年，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频被开采——1927年，伊拉克的巴巴古古1号井喷出原油，发现了基尔库克大油田；1938年2月，科威特发现大布尔干油田；1938年3月，沙特发现达曼油田。

与此同时，美国没有“坐以待毙”，于1928年7月31日与英法等国石油公司达成《红线协定》（the Red Line Agreement），按已经不复存在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边界画了一条红线，即美、英、法、荷在埃及以东、波斯以西，除了科威特之外的全部海湾地区具有平等的石油开采权。这一协定确保美国对中东石油的拓展。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控制了中东约250万平方公里租让地的半数。

二战的爆发，再次让石油成了战争运转的“血液”。美国担负起了为盟国提供石油的重任，美国国内则出现了对美国石油资源即将枯竭的担忧。1944年初，受命考察沙特、伊拉克、伊朗、科威特等中东国家石油潜力的美国石油储备公司石油地质学家埃弗雷特·李·德高里尔(Everett L. DeGolyer)向美国政府报告：中东地区探明和可探明的石油储量多达260亿桶，潜在储量可能高达3000亿桶。

在德高里尔报告后不久的4月11日，美国国务院正式通过了与英法等国争夺中东石油资源的《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报告，美国正式实施控制中东石油、建立战后石油霸权的战略。

1948年12月，一个由德士古、加州美孚、新泽西美孚各占30%股份，纽约美孚占10%股份的100%美国控制的阿美(Aramco)石油公司实体诞生。自此，美国政府开始全力支持本国石油公司“独自获得中东地区的油田租让权”。

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的郑功博士认为，美国为建立二战后的石油霸权，在沙特和伊朗取代了英国对石油的控制权；将石油计划运用于二战后重建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掌握了中东石油开发的主导权，而且通过马歇尔计划逐步控制了欧洲的经济命脉；通过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即“第二次中东战争”，把英法两国的势力彻底赶出中东地区。

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建立起外号为“石油七姐妹”的七家跨国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美孚公司、英国石油公司、英荷皇家壳牌公司、德士谷、海湾和雪佛龙）联合经营中东石油和控制中东产油国的机制，这一机制直到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才有所动摇。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对中东石油经济的研究，中东产油国与美国的关系不仅体现在“石油换安全”，更重要的是中东石油在很大程度上稳固、支撑了美元霸权。

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但美元无法既充当国内货币，又充当世界货币。到上世纪70年代初，因其他国家大量兑换美国储备的黄金，迫使美元最终与黄金脱钩。

在这一紧要关头，中东产油国出手了。1973年，美国与OPEC达成协议，美国以接受OPEC存在为交换条件，使石油输出国最终答应“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从而使美元挂上了更具战略价值的“黑金”——石油。通过将美元与石油定价挂钩，美国将原本存在缺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转换为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交易体系。

至此，美国与中东产油国结成了“利益共谋集团”——在“中东石油用美元计价”的背景下，石油价格越高，非产油国支付的美元越多，世界就越需要美国印刷更多的美元钞票。石油消费国为购买石油，不得不加大储备美元，由此美元作为国际流通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反而上升了。

石油经济“双刃剑”

当美国通过控制中东石油来称霸世界的时候，石油经济对于中东本身却成了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中东产油国因为石油而一度赚得盆满钵满，并逐步拥有话语权。

尤其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进行石油禁运，导致国际油价持续暴涨。仅1973年至1981年，国际油价便上涨了20倍。1973年之后，阿拉伯产油国仅通过提价一项，就使石油收入从1973年的300亿美元猛增到1974年的1100亿美元。另有统计表明，1972年至1980年期间，伊朗的石油收入增长了30倍；伊拉克的增幅更是达到了50倍，从5.75亿美元增加到260亿美元。

21世纪以来的几轮油价大幅上涨依然如此。石油收入剧增也使得以沙特为首的海湾产油国逐渐取代非产油国埃及，成为中东新的财富中心并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2011年中东剧变后，埃及、突尼斯等中东非产油国发生政权更替，以沙特为首的海湾产油国受地区动荡冲击则相对较小，这绝不是偶然。

另一方面，石油经济也让中东地区动荡不安，深陷“资源诅咒”不能自拔。

与其他大宗商品显著区别的是，油价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很明显。比如，1956年与1967年，随着第二次与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产油国开始尝试运用石油武器制衡西方国家对中东事务的干预；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1980年的两伊战争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1990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的利比亚内乱均给油价带来了巨大冲击。

短期来看，高油价使昔日贫困落后的中东产油国一夜暴富，由落后贫困的部落经济社会一步跨入生活优裕的“后工业时代”。但高度依赖石油的经济，却让整个社会发展犹如“空中楼阁”。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东产油国的“虚假繁荣”：“石油开采权养肥了一个特权阶级。金钱的分配并不平均，司空见惯的情况是，为特权等级的穷奢极欲提供了资本。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中东产油国的石油美元收入除了用于购买奢侈品和投资房地产外，大多数重新投向发达国家市场，用于加强西方世界，包括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随着石油储备减少，特别是美国开发页岩气等非传统能源挤占传统油气市场，中东产油国的石油经济面临难以为继的严重问题。随着油价下降，中东经济的好日子也慢慢消失了。2011—2020年，中东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2%，远低于21世纪头十年5.4%的水平。

2018年，美国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在此背景下，以沙特为首的中东产油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权重明显下降。此外，“黑天鹅事件”也让中东经济弱不禁风。受去年新冠疫情导致的石油需求下降和价格暴跌影响，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六个成员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政府总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在2020年是10%，高达1430亿美元。2021年以来，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和油价逐步回升，这一赤字比例预计仍有5%。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2019年中东和北非风险状况报告》，“在过度依赖化石能源且经济缺乏多样化的情形下,该地区的产业和社会在短期内会被能源市场所绑架。而长期来看，又会使该地区无力迎接以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虚拟现实、清洁能源和生物技术等为先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

迪拜模式能否效仿？

在所有的中东产油国中，阿联酋的迪拜是第一个义无反顾远离油田的地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迪拜一直致力于实现经济多元化。曾经占迪拜GDP半壁江山的石油生产，现在对GDP的贡献率还不到1%。

在阿联酋的七个酋长国中，迪拜的人口最多，而且拥有200多个部落。作为中东地区仅次于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第三大旅游目的地，迪拜被公认为中东最具活力的城市，现已成为中东地区的金融、信息技术、房地产、航运和花卉中心。

但田文林并不看好“迪拜模式”。他认为，迪拜80%的劳动力为外籍，其经济来源一方面来自剥削廉价外籍劳工，另一方面通过金融资本跨国流动，剥削实体经济生产国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这种经济很容易大起大落，“赌场资本主义”色彩明显。

一些中东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阿联酋在2018年批准了名为“明天21”（Ghadan 21）的政府项目，旨在培育对企业成长有吸引力的环境，支持中小企业（SME），及支持在旅游和工业部门经营的私营公司。据阿联酋经济部预计，到2021年，该国非石油部门占GDP的比重将上升至80%，而2017年，这一比例为70%。

沙特2019年发布了一个旨在实现经济多样化的工业开发项目——“国家工业发展和物流计划”(NIDLP)，以帮助本国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对于阿富汗这样本不产石油，又自苏联入侵开始经历数十年战乱的国度，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在阿富汗抬头，未来经济民生向何处去，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