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上海，足以回答许多问题

上世纪中叶的上海锦江饭店。

美国媒体记者团与尼克松在上海合影。

1971年4月15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迪克·迈尔斯（右）与上海乒乓球队运动员杨瑞华在友谊赛前握手。

1977年9月20日，中国足球队与来访的纽约宇宙队在上海江湾体育场比赛。

记者｜吴　雪

当时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是最能展现中国经济状况的城市。中美20多年相互隔绝对抗关系，也让美国民众对中国有非常强的了解意愿。

当年尼克松与周恩来那个“跨越最辽阔海洋的握手”为世界带来了震撼。但《联合公报》的发表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上海。至于为何会选择上海，知名作家、海派文化研究者马尚龙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上海，在当时，是一个足以回答世界许多问题的城市。

上海是个“橱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牛海彬告诉《新民周刊》，两国之间的访问，来访城市的确定，主要以来访国客人的意见为主。当时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是最能展现中国经济状况的城市。中美20多年相互隔绝对抗关系，也让美国民众对中国有非常强的了解意愿。

牛海彬说，尼克松访华入境与出境均在上海，并非临时决定，而是基辛格与副手黑格提前周密踩点，敲定的安排。在当时，上海虹桥机场，作为较为先进的机场，自然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时进行了谈判，最后达成妥协，由中方的引航员登机，从上海飞北京飞杭州，再到上海。这必然对机场的接待能力，提出考验。”牛海彬说。

尼克松访华之旅随行带了近百人的美国媒体采访团，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街头采访。在牛海彬看来，上海早在1964年6月已经具备46路国际电报电路，通达27个国家、29个城市，为美国媒体的跟踪采访，提供了技术支撑。

但当时商业卫星通信在中国还是空白，没有卫星，就无法进行电视直播。1971年，周恩来总理决定由中国电信部门租用美国设备，在北京首都机场和上海各建立一座临时卫星通信地面站，并且强调在租用期间，卫星地面站的管理和使用权属于中国；启用的时间及使用的频率，均须中方批准，美方不得随意改动。周总理还要求我方的技术人员在与美方技术人员的合作中，把技术学到手。

在部署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的拍摄工作时，周总理还特意布置给了上海两个研发任务。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里只有插电源的灯，用灯的时候总有一堆电线拖在后面。周总理觉得这样的灯太笨重了，问制片厂里的人有没有可以不插电源的灯。

制片厂里没有，周总理就布置给上海一个任务——研制出带电瓶的灯，取代插电源的灯。

当时摄像组的人随身带着食堂的小方凳，方便站上去抓拍一些镜头。周总理说，大家出现在美国人面前时就代表着国家，踩着这样的小方凳太不美观了，所以要研制出铝合金的小梯子。最后，研制梯子作为一项科研任务也布置给了上海。

尼克松在上海期间,还参观了上海的工业展览会,看到了中国当时工业建设的成就。那个时候，外宾到上海看“工展”是保留项目，那里等于是上海的一个“橱窗”。“除了重工业产品，也有轻工业产品。就像今天的进博会，在今天，也扮演着中外交流的依托和平台。”牛海彬说。

上海健康教育所原所长胡锦华，当年参与筹备过“工展”的医学卫生项目。据他回忆，当时他联合上海的医学专家，以最少的文字，生动直观地展现了胰岛素项目；还搞了一个模仿手术室的场景，可以看到针麻手术电影，这电影不是平常那样看，而是从上往下看，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某种程度上说，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又何尝不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橱窗”呢？

上海人的分寸与做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作为远东最大的城市，在国际上，一直有很大的名气。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基辛格曾来上海踩点，当时他登上了国际饭店的14层摩天厅举目远眺，感叹道：“这里就是‘上海之心’啊。”

原来，作为犹太人，基辛格在美国就听曾经于二战时在上海避难的犹太前辈提到过当时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

国际饭店、锦江饭店、上海大厦……这些建筑在海外知名度很高。当时上海的接待能力，除北京之外，也是国内最高的。

为了迎接尼克松的来访，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班子，提前3个月进行筹备工作。接待班子下设礼宾组、秘书组、翻译组等十几个工作组，有数百名工作人员。

据当时在翻译组的吴韵纯回忆，那次的接待工作大有“被隔离”的味道。工作组人员都集中住在锦江饭店，住了3个月，工作生活几乎是封闭式的。翻译组每天要翻译各种各样的材料，把上海方面推荐尼克松一行去参观的单位的基本情况翻译成英文。

当初还是外办新进人员的华达明现在仍记得，为了保证尼克松一行的安全，当时马路上戒备森严。从虹桥机场到淮海路再到锦江饭店所在的茂名路，沿街的窗子都不能开，高楼上有保安人员把守。上海市政府下令一律不准晾晒衣被，就连小学门口的修车摊也被清理干净。

由于当时中美尚处于对立关系，一位美国总统的来访多少让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做思想工作也成了筹备中的重要一环。接待班子秘书组的乐锦根说，那时全市组织动员作报告，落实到各局各区，学习大约持续了3周。先办学习班给领导干部上课，然后再由街道出面去基层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以“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来消除人们的疑惑。

上海市从小学到机关纷纷发出通知，要求一律不得“围观、围追、围堵”外国人，许多孩子被老师教育：外国人也是人，不是动物，围观人家是不礼貌的。邱焕锡曾在尼克松下榻的锦江中楼服务台工作，他回忆说，尼克松抵达时，饭店欢迎仪式上，除了门口的应接、服务台2名工作人员以及中方几名警卫外，没什么其他人。

马尚龙著有《上海分寸》一书。用他的话说，当时外交部制定的16字方针——“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不强加人”，和上海人的分寸与做派——冷和热、拒和迎、远和近、疏和亲，越看越像。

马尚龙告诉《新民周刊》，那年，他正在向明中学读初中。向明中学距离锦江饭店很近，学校把尼克松访华看作最大的一件事，要求学生们放学后不出校门，学校还做了“如果遇到尼克松怎么回答”的预演。那时天色日照很短，下午六点多出校门，天就黑掉了，其实不太可能遇到尼克松。尽管如此，如今回忆起来，他还是感觉当年的上海最适合接待尼克松访华。

“不是世界刻意选择了上海，而是上海自然就在这个选择里面。尼克松带着世界的问号来看中国，而上海，恰恰是足以给出最好答案的城市。”马尚龙说，尼克松参观巨鹿路菜场，是直观反映中国民生的“晴雨表”。号称“上海第一大”的露天菜场，距离锦江饭店只有几百米，开车过去只要三五分钟，从金陵路口一直排到茂名路，有上千米长，平时菜场从早上四五点钟起，菜品供应齐全，嘈嘈切切，声浪一阵高过一阵，一直喧哗到十点多钟。

“当时尼克松很有可能是从茂名南路转入小浜湾巨鹿路菜场的，这里位处巨鹿路西段，并不是巨鹿路菜场最经典最市井的地段，但是菜场两边的民居建筑，算得上是最有体面最拿得出手的。巨鹿路自1907年开路，还叫做‘巨籁达路’时，渐渐形成市井的东端和雅致的西端，很是分明。”马尚龙说。

提及接待尼克松的准备工作，早在1971年12月，上海市就开始准备接待尼克松用的宾馆床上用品。由上海针织品站选定第一毛纺厂制造300条高级全毛提花毯。这种毛毯选用马海毛和澳毛原料，规格为155厘米×230厘米，3.26公斤，花色有牡丹、菊花等7只花型，设计商标为凤凰牌。

1972年1月，毛毯赶制任务完成，特有的长波浪、漂光足，又滑又糯，让凤凰毯胜利完成了任务，作为国礼送给了尼克松。而余下来的毛毯以高出普通毛毯3倍以上的价格在市百一店、十店销售，一上柜即抢购一空。凤凰牌毛毯从此声名鹊起，成为了上海人体面婚礼的必备品。

外交节点城市

上海开埠以后，美国人与其他西方人一样来到上海，一度还设立美租界。之后美租界又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二战之后，美国大兵也曾横行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950年3月，美国轮船公司“戈登将军”号来华撤侨。1950年底，按上海市公安局发布的《上海市外国侨民登记办法》办理的在沪外侨中，美国人仅剩236人。

直到1971年3月，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应邀来华进行友谊比赛，小球推动大球，才开启中美关系破冰的开始。美国乒乓球队于当年4月15日来访上海，并在复旦中学与上海老年乒乓球协会的会员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当时在欧美还引发了“中国热”。在牛海彬看来，更重要的是，从“打乒乓球”起到尼克松访华这“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中美之间有三次重要接触，也奠定了上海作为尼克松访华的重要一站。

一是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发表了震动世界的公告；二是1971年10月基辛格公开访华，同周恩来预拟了尼克松访华时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草案；三是1972年1月，黑格率先带领18人飞赴中国，为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探路，同中方商谈礼宾、安全、电视转播等细节问题。

牛海彬认为，选择上海发表公报，更有政治考虑。北京是中国首都，政治色彩浓厚。当时中美没有建交，并不适宜将“北京”一词列入公报名。选择“上海”列入公报名，是各方比较容易接受的情况。

改革开放、中美建交以后，上海作为两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更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商业氛围吸引着包括美国投资者在内的外国投资者。

1982年，上海福克斯波罗有限公司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经营的高科技企业；上海首家外国独资企业——美国3M中国有限公司也于1984年成立。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特别是投资上海，经历过一次高峰。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启动，拉开了上海成片大规模开发的序幕。

最典型的美企投资案例是上海通用——1997年由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共同出资组建而成。该项目应该说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在上海投资的最大的一家公司，第一期总投资超过10亿美元，这在现在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金额。

到目前为止，上海的吸收外资里面，美国公司在上海投资的规模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投资质量最高的。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会长黄峰认为，这些世界领先的跨国公司，不仅带来了高水平的先进管理经验，同时对中国人才的培养也发挥了很大作用。